东塾读书记二十一卷 第一册

本书为清代学者陈澧所撰读书札记《东塾读书记》第一册，源文件名标注为“东塾读书记二十一卷第一册”，正文卷端题“東塾讀書記卷”，署“番禺陳澧撰”，前有陈澧《自述》及门人廖廷相谨志、全书目录，本次OCR所见以《自述》、目录、卷一《孝经》、卷二《论语》部分内容为主。陈澧在《自述》中自述生平读书治学次第，称“生平无事可述，惟读书数十年，著书百余卷耳”，并说明少好为诗，中年读朱子书、诸经注疏子史，尤好《孟子》，读郑氏诸经注，读《后汉书》，读朱子书，认为国朝考据之学源出朱子而犹有未备，宜补苴之。其所著《声律通考》《切韵考》《汉书地理志水道图说》《汉儒通义》等，皆可见其由小学、礼学、地理、乐律以通经史的治学路径；晚年所著即《东塾读书记》，今未成，本书目录列卷一至卷二十五，其中卷一《孝经》、卷二《论语》、卷十一《小学》《春秋三传》、卷十二《诸子》、卷十五《郑学》、卷十六《三国》、卷二十一《朱子》、卷二十三《明》、卷二十四《国朝》、卷二十五《通论》等，另有西汉、东汉、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宋、辽金元以下诸卷标注“未成”，可见其规模与编纂计划。

卷一《孝经》部分，陈澧引郑康成《六艺论》“孔子以六艺题目不同，指意殊别，恐道离散，后世莫知根源，故作《孝经》以总会之”，认为学者由此得以知《孝经》为道之根源、六艺之总会；又引《说文》卷末许叔重遣子冲上书并上《孝经》孔氏古文说，惜其不传；引荀慈明对策“汉制使天下诵《孝经》”，及《续汉书·百官志》司隶校尉假佐二十五人孝经师主监试经，说明东汉诵《孝经》之制，并联系咸丰中令岁科试增《孝经》论，认为正合东汉之制。又引司马温公《再乞资荫人试经义札子》《书仪》，朱子《甲寅上封事》、知南康时《示俗文》及《孝经刊误》，讨论《孝经》庶人章“用天之道，分地之利，谨身节用，以养父母”诸句，并引朱子本注加以解释，强调朱子上告君、下教民皆以《孝经》，学者勿因朱子有刊误之作而谓朱子不尊信《孝经》。陈澧又举《孟子》七篇中多与《孝经》相发明者，如“非先王之法服不敢服，非先王之法言不敢道，非先王之德行不敢行”与《孟子》“子服尧之服，诵尧之言，行尧之行”；《孝经》天子、诸侯、卿大夫、庶人章与《孟子》“天子不仁不保四海，诸侯不仁不保社稷，卿大夫不仁不保宗庙，士庶人不仁不保四体”相类；世俗所谓五不孝正与“谨身节用以养父母”相反，亦可为《孝经》反证。又引陶渊明《五孝传》、司马温公《家范》、《困学纪闻》彭忠肃公五致录等，说明《孝经》五致条目为孝之条目，并及朱子《孝经刊误》卷末欲掇取他书之言发明《孝经》之旨别为外传，黄直卿辑录诸经传言孝者为《孝经本旨》等。陈澧又讨论《孝经》与《礼记》为近、魏文侯有《孝经传》则《孝经》为七十子遗书，认为此考据最确无疑；并辨“仲尼居曾子侍”与《礼记》诸篇文法相同，认为《孝经》自为一经，是孔子之言而笔之书者可谓之述不可谓之作，故郑君以为孔子作，而《史记·仲尼弟子列传》则云曾子作。卷一末可见“東塾讀書記卷一終”。

卷二《论语》部分，陈澧以“学而时习之”五字为《论语》二十篇之首，引赵邠卿《孟子章指》、陆氏《释文》、陆象山语录、黄氏《日钞》、陆清献《松阳讲义》等，讨论“学”字着落，认为所学者人伦事物之理本于天命之性，学即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又引朱子“书只贵读，读便是学”及《语类》卷十，解“学”为“读”尤明白；引《尚书大传》《广雅释诂》《毛诗郑笺》证“学之为言效”，并以颜之推《颜氏家训·勉学篇》、侯子琴之说申明“效”义；又引《学记》“大学之教也，时教必有正业”孔疏、《鲁语》“士朝受业，昼而讲贯，夕而习复”，司马温公记范文正公掌府学课诸生读书寝食皆有时刻，王伯厚“凡作工夫须立定课程”等，说明“时习”即立定课程、日日有常、不可间断。陈澧又论《论语》最重“仁”字，编《论语》者以“孝弟为仁之本”为言仁之第一章，“巧言令色鲜矣仁”为言仁之第二章，克己复礼、出门如见大宾等远在其后，认为孝弟巧言二章以有子之言在前、孔子之言在后，尤有编次深意；并论“弟子章”汎爱众而亲仁、“三省章”在前、“千乘章”在后，治身先于治国，弟子贤贤二章皆言学，编次先后似有意。又引黄石斋《榕坛问业》以“老实”二字解“巧言令色”章，朱子《语类》论读《论语》且熟读《学而》一篇、每章翻来覆去看得分明，陈澧认为《学而》篇前十章已备五伦之事与《大学》八条目。卷二又论宋儒好讲一贯，朱子之说平实，以“一条索”贯“许多散钱”为喻；引《困学纪闻》孔门受道唯颜、曾、子贡，陈澧辨《论语》二十篇中无夫子告颜子一贯之语，而颜子自言“夫子博我以文，约我以礼”即为受道，且博文约礼诸弟子所共闻，非单传密授；引顾亭林《日知录》以“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说一贯，认为最明白。又论“与点”之语，引《集解》周氏、皇疏李充、朱注程子及王氏《四书集注补》，认为三子抱负重遵师命，不可云“规规于事为之末”，程朱之说亦有未安；引朱子《语类》批评只拣曾点意思涵泳、单说“风乎舞雩咏而归”之习气。又论德行、言语、政事、文学四科皆圣人之学，诸贤各得性之所近，后世讲道学、擅辞章、优干济、通经史即四科之学，然各立门户相轻相诋则非圣人之教；引胡安定教授湖州置经义斋、治事斋，及元史吴澄为国子监司业教法四条，认为得四科遗意；引范宁、司马温公、范仲淹、司马光论四科与人才，并及《续汉志》注应劭《汉官仪》四科取士、黄琼奏增孝悌及能从政者为四科等，说明四科为治天下不可缺一。又论圣门重诗教，子夏言诗固为文学之科，然“思无邪”则德行之事，“达于政而能言”则政事言语之材，诗教兼四科；引《毛诗传》“古者教以诗乐，诵之歌之弦之舞之”，及汉制氏雅乐、魏左延年改驺虞伐檀文王三曲、晋荀勖除鹿鸣旧歌等，感叹古乐之亡。又论《论语》言礼凡四十余章，自视听言动与事亲教子事君使臣使民为国莫不以礼，其本在俭，其用在和，而先之以仁、守义之质、学之博；举趋过、沐浴、束脩、非公事不至、三愆、居于位与先生并行等小者，说明天下无一事无礼；又论《论语》说易书者少，春秋更未论及，然“有恒无大过”“思不出其位”为易之精义，“孝友施于有政”为书之精义，尧曰咨一章及晋文公谲而不正、齐桓公正而不谲、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禄之去公室五世矣等章提春秋之要，陈恒弑君孔子请讨即在西狩获麟之年，尤春秋之所以作，故曰《论语》者五经之铭铭。本次前20页可见《东塾读书记》自述、目录、卷一《孝经》全篇及卷二《论语》部分内容，已可见陈澧会通汉宋、尊郑学、重朱子、以读书课程与经史实践为学的治学宗旨。本次仅见前20页，后续内容待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