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舟襍钞

《安舟襍钞》为清代苏珥所辑杂钞、读书札记类著作。本次仅见前20页，卷端题“正閏癸辛雜志後集”“嶺南順德蘇珥瑞一輯”，正文以史论、史考、杂录为主，涉及正统之辨、纲目书法、史书编纂、史笔异同等议题，具有明显的读书札记与杂纂特征。

前20页核心内容为“正闰”之辨。作者开篇即称“正閏之說尚矣”，梳理欧阳修《正统论》、章望之《明统论》、司马光《通鉴》、朱熹《纲目》、张敬夫《经世纪年》、萧常《后汉书》、郑雄飞《续后汉书》、翁再《蜀汉书》等历代正统之论，指出诸家“欲沽特见之名而自附于朱张”，又引徐谊之言，谓“立言之人与作史记之体不同，不可以他文比也”。作者详考《纲目》正统之绝续，自周亡秦与列国分注为“正统之一绝”，至隋恭帝侑废而越王侗与唐高祖分注为“正统之六绝”，高祖武德五年乃得正统为“正统之六续”，昭宣帝为朱全忠所篡而晋与淮南以唐年号特先梁而分注为“正统之七绝”。作者又批评秦、晋、隋“皆始不得其正者”，主张“有正者不必有统，非汉唐不与焉；有统者不必有正，虽秦隋可滥数”，认为“有正者不责其统，以正之不可废也；有统者终与之正，是不特统与正等为重於正矣”。文中引庄子“窃钩者诛，窃国者王”之语，谓南北十六国、五代十国为“窃钩者”，秦晋及隋为“窃国者”，若徒以其统之幸得而遂畀以正，则后世暴者、巧者、侥幸者皆可窃取安受，人道几于灭矣。这些论述层层递进，较为集中地反映了作者的正统观与史学思想。

前20页又录“五朝正史不果成”一则，记宋神宗患本朝国史之繁，欲重修五朝正史通为一书，命曾巩专领其事，且诏自择属官；曾巩以陈师道应诏，朝廷以布衣难之；未几撰《太祖皇帝总叙》一篇以进，请系之《太祖本纪》篇末以为国史书首，其说以太祖大度豁如、知人善任使与汉高祖同，而汉高祖所不及者其事有十，因具论之累二千余言；神宗览之不悦，曰“为史但当实录以示后世，亦何必区区与先代帝王较优劣乎？且一篇之赞已如许之多，成书将复几何？”于是书竟不果成。此则记载为了解北宋官方修史过程、曾巩史学活动及神宗史学观念提供了具体材料。

前20页又有“纲目误书”一则，作者自称“今漫摭数事与同志评之，非敢指摘前辈以为能也”，列举《纲目》误书数事：北齐高纬以六月游南苑，从官暍死者六十余人，见本纪，《通鉴》书曰“赐死”，“赐”乃“暍”之讹，而《纲目》直书“杀其从官六十人”而不言其故，尹起莘乃为之说，谓“此书书法所寓”；郭威弑二君，《纲目》于隐帝书“杀”、于湘阴王书“弑”，尹起莘又为之说，谓“二君有罪无罪之别”；隋开皇十七年诏诸司论属官罪听律外决杖，《纲目》条下所载萧摩诃子世略事与《通鉴》所记有误；《通鉴》贞观元年杜淹荐邸怀道事，《纲目》易其语而“殊失其实”；开元九年冬十一月罢诸王都督刺史以后凡四条，按《通鉴》是年之末十二月幸骊山，诸王为都督刺史者悉召还，“此非十一月事亦非十二月事”，当依《通鉴》作“是岁”；德宗贞元二年十一月皇后崩不书氏，按《通鉴》是年十一月甲午立淑妃王氏为后，至丁酉崩，特四日耳，《纲目》承《通鉴》所书而逸其上文，尹起莘又谓“必有所寓意者，亦过也”。作者对《纲目》书法及尹起莘发明之说的辨析，体现了其重视史实、不盲从前贤的治学态度。

前20页还录“纲目用武后年号”一则，引林竹溪之说，论欧阳修《唐书》作武后纪依前汉例，天授以后唐虽改号为周而史不以周新之，盖黜之也；朱熹病“唐经乱周史”，遂有嗣圣二十四年之号，年之首书“帝在某”，以春秋之法正名；每年之下又细书武氏所改年号，如“武氏垂拱”“周武氏天授”，此意甚严；但作者也指出“武氏既革唐命，国号为周，既有帝而又有周，有周则无唐矣，无唐则无帝矣，同一疆域也而帝与周同书，则民有二王、天有二日矣，岂无窒碍”。此外，前20页又有“文忠论史笔”一则，记欧阳修与同院出游，有奔马毙犬于前，同院曰“有犬卧于通衢，逸马蹄而杀之”，欧阳修曰“使子修史，万卷未已也”，同院问“内翰以为何如”，欧阳修曰“逸马杀犬于道”；又录《墨客挥犀》穆修、张景同记奔马践死一犬事，以及《异同话录》中三人论史法“马过踏杀一狗”当如何书之事，比较诸说工拙，认为“文省而意尽”者为得法。这些记载为了解宋代以降史笔、史法讨论及古文运动中的记事语言问题提供了生动材料。

从版本特征看，前20页卷端题“正閏癸辛雜志後集”“嶺南順德蘇珥瑞一輯”，正文条目多注明出处，如“癸辛雜志後集”“齊東野語”“幕府燕閒錄”“癸辛雜識後集”等，说明本书系苏珥读书时分类辑录、间加按语而成。前20页未见牌记、刊刻年及完整目录，具体成书、刊刻年份与全书卷次尚待后文核定。要之，本书前20页集中保存历代正统论、纲目书法、史书编纂及史笔异同等资料，对研究中国传统史学中的正统观、纲目学、史法理论及清代学者的史学思想具有一定参考价值。本次仅见前20页，后续内容待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