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氏弋说

《沈氏弋说》为明代沈长卿所撰杂家类笔记，本次所见为明万历末年原刊本前20页。卷首保存李维桢、汤显祖、陈继儒三篇序及作者自序，是考察本书编纂宗旨、内容性质、成书背景及晚明文人交游的重要资料。

李维桢序从“近代辞人率长于诗，其于文阙如”入手，批评当时文人多工诗而拙于文，即或有兼长者，大抵不过应酬庆吊之篇，于“前言往行”未必多识，难以“囊括宇宙、总揽人物、垂不朽之大业”。序中称沈长卿为“武林沈孝廉幼宰”，乃侍御襟江公子，家饶二酉五车之藏，自童稚时即讽诵不辍，广采精研，漱芳润而倾沥液，手自排缵为《弋说》二百余篇。李维桢将沈氏与汉王充《论衡》、唐刘知几《史通》相比，称王充“问孔”“刺孟”有“拘陋而冗芜”之失，刘知几“指摘攻击不遗余力”有“僻戾而诡妄”之失，而沈氏所辨晰“皆关切伦常品类，非钩摭细微、执滞迂回”，所拨正“设身处地，曲畅旁通”，能“由百世之下考百世之前，人有媺恶，事有是非，抉微阐幽，尽汰俗儒陋闻，折衷于大道正义”。序末以“诗曰如彼飞虫，时亦弋获”释书名，称“幼宰自道如此，吾见其进也，未见其止也”。

汤显祖序则从自身“接罹大故，荒顿委忽，几于大病”写起，称有千里之使自临安来，授以沈幼宰《弋说》二百首而余，取《诗》“时亦弋获”之义，“弋取传记以来国家存亡、圣贤豪杰所由显隐之故”。序中提出“今昔异时，行于其时者三：理尔、势尔、情尔”，以此乘天下之吉凶、决万物之成毁，而“事固有理至而势违，势合而情反，情在而理亡”，故史氏虽材，常随其通博奇诡之趣，言所欲言，记而不伦，论而少衷。汤显祖称沈氏“以二百则弋彼异时事，别白抉摘，透漏滴博而无余”，能“一事而要遮前后，故实为其征，曲折隐见，极波澜之致，简者数语，诎然委尽，无复费词”，并谓“睿夫之作正而奇，幼宰之作奇而正，二子者足敖然于著作之林哉”。序末署“万历乙卯夏五”，即1615年。

陈继儒序称“武林孝廉沈幼宰束发好古，能读其父侍御公书，更性习澹于声华，萧然如退僧适客”，一旦发其枕中之秘为《弋说》以示陈子，陈子读之“目呿而不张，舌挢而不下，衮衮乎惟惧其言之罄也”。序中论“古今能言之家多本于春秋”，而“仲尼春秋之法约而说卦之旨详”，故曰“博学而详说之”；又论“学不博，五车才不当代八面；识不起千古，辩不敌万夫；目不营四海，麈尾相难，惟有靡旗偃辕而走耳”，而沈幼宰“五者独足以当之”，却“逡巡逊谢，以飞虫之弋获自居”。陈继儒称其“正说反说，直说倒说，横说竖说，烦说简说，俗说雅说，取譬说，诙谐说，曲折纵横，靡不如意，而莫穷其涯涘”，可以“惊四筵”“慴独坐”“诎今人之口”“服古人之心”。

自序则解释书名之义：“弋说义何居？援往昔，据目前，非是是非，自旌于楮墨之间，语未必尽破的，而微中处亦颇可采。”序中自比嵇康、扬雄、张伯松、杨子云等，称“弋说者，予怀之所寄也，寄久成快，犹弈者之有棋谱，饮者之有觞政，歌舞者之有传奇杂剧，骨董者之有博古图，登眺者之有游览志”，并谓“若欲有身后名，则千秋大业固宜藏诸名山，不使时目窥睹，以来霞丽之诮矣”。

从内容性质看，《沈氏弋说》为晚明杂家类笔记，以“弋说”为名，取《诗经》“如彼飞虫，时亦弋获”之义，所论涉及经史、人物、是非、治乱、伦理、制度等，既有对前人成说的辨晰折衷，也有对时事、人物的评论，兼有笔记、史评、杂论性质。本书为明万历末年原刊本，卷首保存李维桢、汤显祖、陈继儒及自序，四篇序文从不同角度阐发《弋说》的编纂宗旨、内容特点与文体风格，对研究晚明杂家笔记、文人交游网络、万历末年的学术风气及出版文化具有文献价值。本次仅见前20页，后续内容待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