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窗纪谈

《南窗纪谈》是一部笔记杂纂类著作，本次所见为清道光辛卯（十一年，1831）六安晁氏活字印本，前12页。卷末识语称此书得之方山上舍，乃旧人以故纹手抄，不著作者名氏，疑《说郛》中看之，因循未考，可见其作者在流传中已经失考，今本为六安晁氏以活字印行。全书条目短小，多记朝野故实、人物轶事、制度沿革、诗文评赏、吏治断案、风俗名物及因果灵异，内容时代跨度不一，既有徽宗朝、靖康、仁宗朝等宋事，也见延祐戊午等元代纪年，体现出笔记杂纂兼收并蓄的特点。

从已见内容看，本书开篇即论士大夫不可有所好，一为所好所设未有不为其害者，并举房琯等事为戒；又记徽宗朝有建言请毁退安以其地还民，方谋其请，力出国本宣示宰执，吴元中观至其间侯庐失声称善，王黼笑曰“卿亦好此乎”，元中一时失言出于无心，于义固未有所伤，然问不知果能不为房琯耶。其后记蔡霓夫侍郎在金陵凿地为池，寻丈之下得一大灶，相连如设数釜，灶间有灰，又有朱漆匕箸，其旁皆砖甃，初不甚损，莫测其故；又记诸郡兵火之后瓦砾堆积不能尽去，因其以为基址者甚多，金陵盖故都，自昔兵乱多矣，瓦砾之积不知几何，则寻丈之下安知非昔日平地。又记叶景修曰近延祐戊午年王眉史真人在清湖开元宫殿前立虞伯生所撰碑，先用木桩打入地，然后于上立石，及木燔入地丈余，不复可打，匠人掘视之，下有地面及花台鱼池，与蔡霓夫事相同。这些条目由掘地得灶、立碑得旧地面等异事，引出对城址兴废、地层堆积的感慨，具有笔记杂考趣味。

书中还多论文事与书学。如称欧阳文忠公虽作一二十字小简亦必属稿，不轻易如此，今集中所见乃明白平易者，未尝经意而自然尔，惟非苦思及东坡大故相类；又论唐以身言书判设科，故士皆习书，有晋宋余风，今有得唐人道迹虽不知名亦往往可观，先朝此书科废，书学遂无用，下世非自好者不习，故工书者亦少，势使之然；又载欧阳修与石公操论书，石公谓书乃六艺之一，虽若钟王虞柳不过一艺而已，吾之所繁尧舜周孔之道不必善书也，欧阳修复之曰周孔六艺有六书之乐，其数画田直皆有其说，今以其真书为斜书者为圆而曰废钟行周孔之道，此甚不可也，譬如设馔千簋加肴于首正襟而坐然后受食，此世人之常，亦若其缩足下谓反衣面衣无干著上饭以书而后而食而食行尧舜周孔之道可乎不可乎，此言哉中其病。此类条目保存了宋人关于书法、科举与文道关系的议论。

本书又记吏治断案与制度沿革。如记李文定公以故相守兖州，有婺妇为其里人以伪券诬讨田产，讼于官凡十余皆不得直，及文定去郡而傅求龙图初中甲科以廷尉讦事知仙源县，婺妇又讼于县，求违所讼与书参者验其书迹不显，因穷治尽得奸状，里人既伏辜而归其田产与婺妇，一郡惊为神明，李公闻之叹曰“吾为政于此不能使狂者直而人难其鉴，吾甚愧之”，乃以束帛谢罪于傅而盛荐傅公于朝，议者谓傅公发摘奸伏过人矣，而文定公不讳其过、不掩人善，尤为人所知。又记凡以节度使为中书令、侍中、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上奏谓之使相，唐制皆命，初五代以来下预政事，初乞春其余而下佥但注使字，汉初有假左相曹参之徒尝为之，皆以将军有功无以复资故假以丞相之名而不得居其位，是亦唐以来使相之比；又述汉殇帝延平元年以邓骘为车骑将军仪同三司，仪同之名始于此，魏黄权以车骑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开府之名始于此，盖亦姑便其仪秩得视三公而已，是亦假丞相之类；晋以来左右光禄大夫开府者为文官，骠骑车骑将军与西征四镇及诸大将军开府者皆为武官，宋齐以后循之不改，唐初以为文散阶，虽三公三师亦必冠以此号，李浩著《刊误》书非之，宋因唐无所革，元丰官制既罢同平章事，遂以节度使加开府为使相，正合创名之意，而文臣寄禄官亦容之，无生为之者，惟以为赠官；又述特进起于西汉，凡诸侯功优朝廷敬异乃聘之位，特进位三公之下，故曰特进，成都侯王商以特进领城门兵置幕府得举吏如将军，后汉邓禹列侯就第特进，本朝请是特引见之称，无官秩定礼，晋宋以后皆有之，唐以为文散阶，元丰官制以为寄禄官。这些内容对考察使相、仪同三司、开府、特进等官制名实及唐宋制度因革具有一定参考价值。

此外，书中还记吕文穆参政余庆与其弟正惠丞相晋、晋兵部侍郎琦之子，自五代至宋至道中父子兄弟相继居显位而家无余财、居无别业，平日俸赐多以赈施中外，随手而尽，家人尝诉日用乏绝，正惠公曰“过得三日则更营三日生计，如是足矣”；又论秦汉以来方士言神仙莫不白日上升，后世小说所载往往而是，然人未尝有目见之者，难以必其有无，惟韩退之诗叙谢自然事曰“一朝坐空室，云雾生其间，如聆笙箫韵，来自冥冥天，白日变幽晦，萧萧风景寒，檐楹气明灭，五色光属天，观者徒倾骇，踯躅讵敢前，须臾自轻举，飘若风中烟”，则其自幼乐仙而致轻举，众所共见者昭然不诬，近吴兴陈汤求大夫提举江西盐茶回言数年前袁州一村民女子自幼好静默，常独处一室中，初无他异，至年十八九，一日其家闻室中戛然有声，女子已不见，中国户而坐，自也衣云四合，籍翼其家人，亲戚皆莫敢与，此之日方散，开户视之已不见女子，绵阔年萧声在半空，其事与谢自然相类；又考饮茶或云始于梁天监中事，见《洛阳伽蓝记》，按《吴志·韦曜传》孙皓时每飨宴无不竟日，坐席无能否饮酒，率以七升为限，虽不悉入口，皆浇灌取尽，曜所饮不过二升，初见礼异，时或为裁减，或密赐茶荈以当酒，如此言则三国时已知饮茶，但未能如后世之盛；又记设茶设汤不知起于何时，然上自官府下至闾里莫之或废，有武臣杨应诚独曰家至设汤是饮人以药也，非是，故其家每客至多以蜜渍橙木瓜之类为汤饮客，或者效之，予谓不然，盖密坐语多既久，恐其语多伤气，故其欲去则饮之以汤，前人之意必出于此，不足为嫌。这些条目涉及家庭俭德、神仙传说、饮茶风俗与待客茶汤，体现了本书杂记见闻、兼收博采的取向。

本次所见为清道光辛卯六安晁氏活字印本，卷末保存识语，对考察《南窗纪谈》的抄本来源、作者失考情况及清代六安晁氏活字印本的面貌具有一定版本与文献价值。本次仅见前12页，后续内容待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