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氏鸿书

《刘氏鸿书》为明代刘仲达所编类书，明万历辛亥（三十九年，1611）宣城刘氏乐志斋刊本。本次OCR仅见前20页，卷首保存焦竑、汤宾尹、顾起元三篇序文及《书鸿书后》一篇，正文及总目尚未展开，然诸序已较详细地交代了本书的编纂缘起、内容范围、编纂方法、成书过程及文献价值。

焦竑《刘氏鸿书序》开篇论类书源流，称“学古贵乎博，患其不精；记事贵乎要，患其不修。古昔所传，必资简策，贯综群典，约而成书，此类家所繇起也”。又追溯自魏《皇览》为滥觞，此后徐勉、刘孝标、刘香、陶隐居、徐坚、虞世南等“累而作”，至《崇文总目》所载至五十一部，可谓富矣，然“阨于兵燹，流行者不能什一”，如《北堂书钞》宋三馆亡本，仁宗取于赵安仁家，嘉其好古，下诏褒美，其难得如此。焦竑又批评近世类书“非略而失之遗，则广而失之沉；往之语不雅驯，事多猥杂”，求其“抽坟素之紺珠，翛文章之精骑”者甚难。然后叙刘仲达“少为诸生，以词学著声”，因慕司马迁游历而业大就，乃“法韩子提要钩玄之言而日采择之”，其原则是“语不先古而晚出毕收，曰吾以拓者见而已；事不必奇而有资必录，曰吾以适吾用而已”，全书“自天文讫纪厖为目二十有四，总若干卷”。焦竑称赞此书“高可证学，卑可博闻，虽馁且病者亦藉以望果然之腹，裨益大矣”，并自谦其少作《类林》“以方是书，殆嵩岳之纤尘、沧瀛之涓滴耳”。序末署“万历庚戌岁除前二日”，即万历三十八年（1610）年末，早于刊刻之年。

汤宾尹《鸿书序》从“儒者之于天地无一而可自淁也”发论，称古今人物事变递往递来，皆非可坚留之物，其能留天地所有者，“用则文字，人则儒也”。又批评“今之命儒者，跼身搉掖，日课尺幅而不暇广览”，见橐驼谓是马肿背；又讥“贋古者”寳幽奇之断楮，忽目前之成牍，谓“郊天鼓必当麒麟之皮，写孝经本必曾子家策”，并反对“劝人勿读唐以后书”的迂僻之论。汤宾尹称类书之学“兼天地古今而欲存之”，其法“耳听目览，口诵手记，借成于众，取裁于独，非复幽室之思可以默造，故倍难于佗学”；又以《御览》《元龟》等群臣开局、杜氏《通典》、马氏《通考》代居秘阁、家有赐书者相比，而刘仲达“以独力丹铅，又成在壮诸生剌经课业之岁”，且宣城僻处江左，藏书家甚俭，“輶轩之使，朝士方言，无所从徧迹”，不知九逵从何处搜索得之，故尤为服膺。序末署“万历辛亥孟夏日”。

顾起元《鸿书序》从司马迁《大宛传》称“恶睹本纪所谓昆仑”及《山海经》怪物“余不敢言之”入手，论“椷事阙疑，良史之体”，然其后东方朔晓毕方之名，刘子政识盗械之尸，王颀访两面之客，海民获长臂之衣，“绝代悬符，精验潜效”，乃知“一为简牍之所书，必为天壤之所有”。顾起元称刘仲达“总百代之秘文，搜二酉之佚典，采玉于山非悬黎无以结佩，漉珠于海非明月无以入怀，盖一时类集未有或之先焉”；又释书名“鸿者大也，语大天下莫能载焉”，并以“淮南鸿烈之解，语多瑰奇而理绝区”相拟。序末署“万历岁在辛亥中秋日”。

《书鸿书后》一篇未署撰人，称“余阅鸿书而知九达氏之业以识胜也”，并举其胜有四：其一“事备巅末而语有指归，类谱志之及云孙，如渡海之循斗杓”，此胜在体裁；其二“幕中颦笑阅之色飞，辇下滑稽见而绝倒，例之筦尔尘谭，皆毅然狐史，则龟声不至于乱雉，而紫色无能以夺朱”，此胜在鉴别；其三“陟玄圃而群玉摇神，游赤水而玄珠匿意，惟弃瑕取瑜，而披沙见宝，则苕华不间以苍璧，照乘无溷于小玑”，此胜在精择；其四“入金谷者时艳春葩，饱郇厨者尚思异味，惟推陈见新，而援今识古，则不以商周之辂冕弃汉官”，此胜在推陈见新。此篇对理解《刘氏鸿书》的编纂特点与类书价值亦有参考意义。

综合诸序可知，《刘氏鸿书》为刘仲达以个人之力编纂的类书，全书“自天文讫纪厖为目二十有四”，采择原则兼顾古语与晚出、奇事与常事，注重“有资必录”“适吾用”，其性质近于博闻资用之综合性类书。此书于万历辛亥由宣城刘氏乐志斋刊行，卷首汇集焦竑、汤宾尹、顾起元等名家序文，既可考见明末类书编纂风气、宣城地方刻书及刘仲达交游，亦可供研究明代类书体例、文献辑佚与士人知识世界之用。本次仅见前20页，后续内容待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