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卓吾先生批评三国志

本书为《李卓吾先生批评三国志》，明罗贯中撰、李卓吾批评，明刊本。前20页保存卷首序跋及“三国史答问”部分，是考察《三国演义》李卓吾批评本面貌、明代小说评点及《三国》版本流传的重要资料。卷首第一序《序批评三国志通作演义》，末署“秃子撰”，专论“演义”之名义与批评之价值：称“此批评三国志通俗演义也，曷为演义？见左陈寿三国志有辨也；而以通作名者何？见议论物熟识为必俗设也。为必俗设定优劣，是绝不可准也”，又谓“杜许之者何？存与此伪增一番枝吹也”，并批评“仪雅士方将扫除之，而反数吹月飞”，以“天地方莫便极做莫不使于不仅之时”等语，文辞诙诡，多寓机锋；序末称“昔年吴门所少一本，较此孰居真赝？曰：昔年之本，鱼山之黄若地；今日之东，亦青雀之李赤也”，涉及吴门所刻批评本与本书的真赝之辨，又谓“若在雅士，又曰假子矣，第亦非孤子无远，第可笑耳，一喷”，署名“秃子”，是研究李卓吾批评本真伪问题的重要文字。其后《三国志序》从史书劝惩功能立论，称“夫史并蜀祀历代之事，益较赐往昔之盛衰，聚君臣之善否，藏政事之利失，听人才之吉凶，如邦家之休戚，以至寒暑异异，详众起与寻，无一而不笔之”，又引孔子因获麟作《春秋》，“一字与者聚之，吾者贬之”，以见“当将君臣父子之道，並恶后世”；序文历数汉灵帝中平元年至晋太康元年之事，称“目之曰三国志通俗演义，文不甚深，言不甚俗，事绝其实，亦庶几乎史”，并谓“读演义之君子，实放思焉”。《三国志演义序》则专论昭烈帝与诸葛亮，称“昔之读史者每致怀于昭烈未竟其业，武侯未尽其用”，谓昭烈以赤手起家，“实与高祖同”，而当时与高祖为敌者不过一项羽，“徒勇之夫耳”，且有萧何、韩信诸人为之助；若昭烈“止武侯一人，而曹瞒又生项羽之匹乎”，故其功“不特在高祖之上，即较之汤武亦有难易之分”。序文又论吕布“一无赖匹夫，然有诛董卓之功，便当十世宥之”，若吕布“既能诛卓，亦必能诛操”，而昭烈“思未及此”；又论武侯之才“非先于周瑜者也，而周瑜之才实能制曹瞒者也”，赤壁一战“胆气已裂”，若周瑜“得尽其才”而武侯“阴为之辅”，则曹瞒“未必踌横至此”，末以“既生瑜，何生亮”发问，称“武侯倘闻此言，得无有悔其太骤者耶”，并谓“此议从来未剖，心人睹之，都不是与语”。其后《三国史答问》以问答体评骘关羽、张飞、赵云等人物：问云长“英宗至今日更著受知明主，屡加褒封，为王为帝且为天尊”，答以曹操“奸人之尤”，因关羽解白马之围封汉寿亭侯，“礼之甚厚”，而关羽“不忘刘将军而义之”，及其去，“左右欲追之”，曹操曰“彼各为其主，勿追也”，可见“当日奸雄之心已为先生忠义所慑”；又问关羽“古今伟人何不能相忘于孟起耶”，答以马超来降“其心未测”，关羽“不先有以弹压之，反复未可知也”，惟孔明“深窥先生之心”，答书称马超“兼资文武，雄烈过人，一世之杰，黥彭之徒，当与益德并驱争先，犹未及髯之绝伦逸群也”，关羽得书大悦以示宾客，可见其“省书大悦”非“喜胜孟起一箇”；又问关羽与徐晃临阵共语“但说平生，不及军事”，及徐晃下马宣令“得关云长头赏金千斤”，关羽惊怖谓“大兄是何言耶”，答以此“自小人贫先生，先生不失为长者”。论张飞则辨“张益德果荅否”，举待严颜一事，称严颜曰“卿等无状，侵夺我州，我州但有断头将军，无有降将军也”，张飞“壮而释之，引为宾客”，可见其“服善如此”，与“令人遇人品敝己者，百方如嫉之，必欲置之死而后已”者不同；又论“云长善待卒伍而骄于士大夫，飞爱敬君子而不恤小人”孰为优劣，谓“云长骄于士大夫，不说骄于贤士大夫，若士大夫不贤，与小人等耳，何足恤哉”，并引刘备戒张飞“卿刑杀既过差，又日鞭挝健儿而令在左右，此取祸之道也”，称“言至此，汗淫淫下矣”。论赵云则辨“子龙一身都是胆”之说，称“还是识胜，非胆胜也”，举赵范寡嫂殊色而赵云不取、成都既定议欲分赐屋舍园地而赵云驳之、昭烈欲讨孙权而赵云谏以“国贼是曹操，非孙权也”且“先灭魏则吴自服”、箕谷之役有军资余绢而赵云请悉入赤岸府库等事，称“此皆卓识，非等常将军所能及也”；又论赵云“严重”，昭烈“特使任掌内事”，当阳长坂“保护甘夫人、后主，两番失所，但得子龙抱持”，称“若子龙者，真可托妻寄子之人也”，末以“子龙与吾师也”作结。本书为明刊本，前20页保存序跋及答问，对研究《三国演义》李卓吾批评本的真伪、明代小说评点体例及三国人物接受史具有重要文献价值。本次仅见前20页，后续内容待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