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罍子

《金罍子》为明代陈绦所撰笔记杂纂之书，本次所见为明万历丙午（三十四年，1606）上虞陈氏家刊本前20页。卷首保存陶望龄、李维桢、徐待聘三篇序及《金罍传》残文，正文尚未展开。据陶望龄序，刘歆《七略》列诸子为十家，其中小说家与焉；自汉以降诸子之名罕存，而说日繁盛，班固论诸子十家可观者九，小说家为闾里小知、街谈巷语之陋，绌不足道。陶望龄认为古之工于立言者，言其所明，如庄周之于道德、韩非之于刑名，其瞭然于中者迫于吐而必不可茹；而《潜夫论》《论衡》之属则中无所有、鲜所明，掇古之故、肤而不衷、蔓而不根，读之如啖木然。陈绦《金罍子》则“其书类所谓说家，其博而精，辩而正，酣经饫史，焰络曲折而出之，粹然过《潜夫》《论衡》远甚”。其书原名《山堂随钞》，陶望龄惧其名近于说而不为知者所重，与街谈巷语之书同弃，故更名《金罍子》，以陈绦之号名书。序又称金罍子为儒者，其书以文而兼庄、韩之妙，老农之计囷廪、大将之料军实为顺而易者，而陈绦之书如善觇者隔困而竿禽、善兵者望敌而揣虚实，为逆而难者，足见其载籍之熟、古今之贯、引之至繁而要之至当。

李维桢序则从小说源流立论，谓小说列《七略》九流中，其传于后者如《金楼子》《金华子》皆是；而《十洲洞冥》《搜神述异》《宣室酉阳》之类谈仙说鬼，为圣门不语之戒；《周秦行纪》《东轩笔录》《建隆遗事》之类修郄报怨、诬诋贤哲，为名教所不容；《世说新语》之类佳丽令人色飞，操觚者拟为菁芜，为永令人吻真，而弹声者资其兴致，反诸身心鲜有裨益；至理学诸儒语录，其名极尊，足阐众口，而或掇拾陈言、标榜门户，浸涨入西来之指。小说如此，无怪班固以闾里小知、街谈巷语之陋见绌。而陈绦此书则自五经诸子、二十一史、百家遗文，千古上下、六合内外靡不荟丛参伍，据事而察其情，因情而度其理，语有默契不必己出，意有独裁不必人同，而辩然一秉于正，明经为忠臣，佐史为直笔，剖是非，晰疑信，订讹谬，究原委，正伦常，储经济，耻鉴戒，冀风化，展诵而核辩之，较然列有，瞭然发蒙，凛然服膺，充然满履，非徒骈于辩者累牍结绳、宝心游句于坚白异同之间，亦非拔新领异、夸多闻后、第为帐中秘宝、若杯酒欢谑之助而已。序末称陈绦从孙陈宇为上元令，惜其传播未广，将授梓，故为此序。

徐待聘序则从上虞金罍山立论，谓金罍山有汉魏伯阳《参同契》遗迹，陈绦居山之麓，因以名集；其书“读理运而不备于云语，季振而不谨于刻，其处材也不以博渊心，其难物也不以辞弟诡”，非掉歌文图勒成一家言者可比，而“立言之是以不朽者如此”。前20页并见《金罍传》残文，述陈绦字用扬，居金罍山麓，因自号金罍子；少颖异，为姚江潮文正所器，稍长读书过目辄成诵，为诸生即有著作，嘉靖甲辰成进士，试宰乐平，乐平俗故嚣讼，公为解喻，民始彬彬向风；冬官曹治器皿，内供器辄留中，公知为弊属等事，可见其仕履与政绩之一斑。

此本为明万历丙午上虞陈氏家刊本，卷首三序及传记残文保存了本书的成书缘起、命名经过、内容旨趣和作者生平，对研究明代笔记杂纂的编纂、刊刻及陈绦其人其书具有文献价值。本次仅见前20页，后续内容待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