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世危言

《盛世危言》是清末郑观应（原名官应，号陶斋）所著的一部时务政论著作。据卷首彭玉麈序，郑陶斋“少倜傥有奇志，尚气节”，因庚申之变目击时艰，遂弃举业，学西人语言文字，隐于商，日与西人游，足迹半天下，考究各国政治得失利病；凡有关安内攘外之说，随手笔录，累月积年，成若干篇，皆时务切要之言。彭序称当时“强邻日逼，俨如战国之局”，虽孔孟复生，亦不能不因时而变；又谓郑观应深知各国山川险要、风俗民情、君臣贤否，主张最富强之策“不以资格限人”，与今日泰西各国无异。我朝怀柔远念，禁防大开，尤当知某国何以兴、某国何以衰，知己知彼，洞见本原，方有著手之处，不能徒尚皮毛、购船炮而已。彭玉麈自谓“赋性不讷，不谙洋务”，读此书后觉其于中西利弊情形“瞭如指掌”，忠义之气溢于行间字里，故劝其刊行问世，以期海内诸公采择力行，使孔孟之道风行海外，彼族之器我能制造，日新月异，自然国富兵强，四夷宾服。

陈炽叙则从历史变局立论，认为西人通中国乃天意，天与中国以“复古之机、维新之治、大一统之端倪”；识微见远之君子观火器、轮舟、电报、铁路四事即可知之。陈炽追溯自黄帝至秦，封建之天下变为郡县之天下，三代以上家塾党庠学校遍天下，惟恐其民之不智，而始皇愚之；通商惠工沟洫遍天下，惟恐其民之不富，而始皇贫之；建鞀设铎惟恐下情之不通，而始皇室之；遗艰投大惟恐君威之过侈，而始皇怙之。自焚书坑儒，古圣王之道制荡然无存，不有孔氏之书，则万世人心几乎息。陈炽强调“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古先王制作之精深，器存而道亦寓；西法多中国古法之转徙迁流而仅存于西域者，故“尊中国而薄外夷可也，尊中国之今人而薄中国之古人不可也；以西法为西法辞而辟之可也，知西法固中国之古法鄙而弃之不可也”。方今万国通商五十余载，见闻日广，风气大开，顺天者存，逆天者亡，故应礼失求野、择善而从，以渐复虞夏商周之盛轨。陈炽自称曩拟作《庸书》内外篇，博考旁征，发明此义，因簿书少暇未果；见郑观应《盛世危言》“渙雅翔實，先得我心”，遂谓“世有此书而余亦可以无作矣”。

郑藻序称与陶斋“谊同宗，生同里闬”，幼读书知大义，恒以帖括为耻，乃弃去学陶朱术，同客淞滨，昕夕过从，结为道义交。陶斋出其枕秘数册就正，皆纵论中外情势，商榷古今利弊，旁搜远绍，网罗无遗，有当世贤豪欲言而不知所以言、循谨巽柔之辈知言而不敢尽言者。郑藻时奉调权津关榷政，旋被出使美日秘三国之命，后瓜代移疾归养疴田间，人事稍暇，乃出其书悉心正订，间亦参以鄙见，陶斋颇折衷相许。阅竟，乃手录副本，并劝其早付手民，出以问世。郑藻认为盛衰倚伏之机即天人感通之故，懦夫俗士往往蒙昧本原，粉饰委顺，无由收人定胜天之功，皆坐不能见机于早；陶斋之书切坚不摧，若采而见诸施行，则女娲补天之石不过如是。方今运会中兴，圣明在上，镜外以治中，准今而合古，必能容长沙之忠直，采治安之谠论；若由此书引绪而伸之，触类而长之，则此日忧危之语，即后日喜起之先声，此书实太平之嚆矢，亦盛世所亟宜上闻者。

综上，本书系郑观应多年积累、友朋劝勉而成，内容以时务、中西政治得失、安内攘外、富强之策为主，涉及各国兴衰、知己知彼、购船炮、议会、商战、学校、用人、理财等。本次仅见前20页，仅见序文，未见目录与正文，后续内容待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