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事遡真

《三事遡真》为明李豫亨所撰，陈继儒订、高承埏校，本次所见为明万历间（1573—1620）绣水沈氏尚白斋刊本前20页。卷首保留王畿《三事遡真题辞》，署“万历庚辰秋孟之朔八十三翁龙溪王畿书于复阳堂中”，是理解本书宗旨与学脉的重要文字。题辞从“饮食衣服居室人生所资以养”说起，指出三者虽为情欲之感，亦性之生理不可一日无，但“用之有善不善而贤不肖由兹分矣”；可已而不已者，是“侈为美观”的不善之用，其病根在“门面”之説——昔富今贫不能忘昔，人富己贫则艳人之富而耻己之贫，名位相亚则务僭饰以求同，门第相耦则务强力以求胜，缊袍耻于狐貉、豆羹愧于膏粱、草茇病于华屋，皆门面之説。王畿进一步指出，病根在于“分别心太重，不能以平等视之，眩于识而不自知”，良知本浑然平等、无拣择憎爱，识则自生分别，知与识毫釐之辨，此为“师门之宗说”。题辞称李豫亨“久有志于学”，以《三事遡真》册相示，其言于治生之道多所发明，所引“与物同求而不同贪，同得而不同积”“性一变而为情，情再变而为欲，至人窒欲以驭情，反情以归性”皆卓然有见，称其“私淋良知之学而有自得者也”。

正文前20页可见《原初章第一》《稽实章第二》《崇养章第三》《令道章第四》《酌宜章第五》《励功章第六》《导安章第七》等篇目。卷端正文前有总论，称“有生所必资者有三事：寒欲衣，饥欲食，蔽风雨欲居，此通古今无贵贱一也”；上古崇质任朴，民生易足，其后古意寖亡，情动于欲而泰侈生，于是“舍其本来之真而务拘其外，得则骄，不得则争，骄则僭，僭则无上，争则乱，乱则无下”，因三事而丧失其真者天下皆是，故“原本所由始及古今英茂之士其成行可为世则者，不揆辄为拈出，缀于篇，名曰《三事遡真》，以与天下之还真君子共之”。《原初章》追溯有巢氏教民茹毛取皮以蔽前后而衣作，燧人氏教民钻木取火以熟食而食作，有巢氏教民构木为巢以避禽兽而居作，后世衣裳之制、粒食之利、宫室之革渐趋文饰，因感叹“今何时也，而更文缉之、刍豢之、雕镂之耶”，主张揆厥本始、毋蹈时好，则财衍而力有余。《稽实章》论衣以盖形、食以充肠、居以蔽风雨，本无不同，而人择异色异质、求殊味殊品、较美轮美奥，于己无益，君子当“取其益于我不必其胜于人”，则衣制食具居完而不劳；又论“充肠之外皆冗食，适体之外皆剩衣，燕息之外皆闲居”，世人务悦口、文身、隆栋，皆由“以其无算约之身，以其过享还之朴”之失。《崇养章》引许衡“学者以治生为急”，指出三事不可一日离，饥无食、渴无饮则毁生，夏无葛、冬无裘则伤生，木处土处则病与颠，故“治生者治三事也”；又论大体小体非岐为二事，“养大体系越养小体之中，能养小体无失其大体”是大人，“专事小体因弃其大体”是小人；并以许行、仲子不能外三事为例，说明处之无术不足谓知道。《令道章》针对“三事为宝”之说，指出“此不善传余真者，是三国累也”，人所以入道多艰者正受此三事之累，若能“累遣心澄”则是入道之门；又论治生所以资道，“与物同求而不同贪，与物同得而不同积，不贪无忧，不积无失”；并以蔬食菜羹、葛巾布袍、茅茨土阶与更贫者相比，说明“受其养则思顾其德”，不应以贫窭怨尤。《酌宜章》论人生不可不干当三事，亦不可弃捐三事，亦不可溺、离、息，君子当“及时慎修德业，忧勤恻惕”，使“丰约得中谓德，取舍合宜谓义”；又论三事不可废亦不可逾，“废则忘躯，逾则任欲，忘躯毁生，任欲灭天”。《励功章》论天子受三事于天，臣受于君，民受于臣，交相养，有功而奠食、授衣、安居，皆由功而致，不可素餐；又论借财以养、越货以修仪者，虽礼义名节弗顾，终不免患辱。《导安章》论华饰宫室、增置台榭而忧谗惮讥，不若专屋狭庐之安；饬微治细、粗嶽文章而荷重负责，不若短褐掩脰之温；殽旅重味而不知止，不若粗粝之安。这些篇章围绕“三事”展开，将日常饮食衣服居室提升到心性修养与治生之道的高度，既承阳明良知之学，又具晚明劝世、省身、崇俭的实践品格。

从版本形态看，本书为明万历间绣水沈氏尚白斋刊本，卷端题“陈继儒仲醇订”“高承埏寓公校”，又有王畿万历庚辰（1580）题辞，说明其成书与刊刻在万历年间，且经晚明名士陈继儒等订校，具有晚明私刻、名士参与校订的典型特征。总体而言，《三事遡真》以“三事”为纲，融合良知心性之学与治生实践，语言浅近而议论恳切，对研究晚明阳明学流衍、治生观念、劝善省身文献及晚明私刻文化均具参考价值。本次仅见前20页，后续内容待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