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言

《近言》为明代吴郡顾璘所撰政论性儒家杂著，本次所见为明嘉靖间（1522—1566）长洲顾氏刊本前17页。正文前题“近言十三篇 奉训大夫知全州吴郡顾璘撰”，可知全书以十三篇立论。前17页可见《尊道篇》《富生篇》《学益篇》《近民篇》《勖廉篇》《定志篇》《别谦篇》及论齐家、治原、乡正、仕隐等篇的部分内容，篇末总叙“叙曰”又列尊道第一、富生第二、本法第三、学益第四、近民第五、勖廉第六、定志第七、别谦第八、内治第九、治原第十、乡正第十一、与隐第十二等篇目，可见其书结构严整，以儒家修己治人之道为纲。《尊道篇》开篇设问答，论天地之道、人之道、圣人之道，追溯包羲氏画八卦、文字兴而道统传，指出后世佛老为害尤甚，儒者排佛老多“不揣本原”而“独举先王之绪言”与之较曲直，主张明“物无二本”之本原，使异端流妄自屈；又论佛老之师亦有罪于人道，今之为佛老者又为佛老之罪人，提出“佛老非尽可诛，其妄者可诛，去其妄则其说自微”。此篇体现顾璘以儒家道统为本、辨析佛老的立场。《富生篇》论三代之后天下入于贫，数口之家少长待佣而食，壮夫鬻子以供官，而势家富族、豪贵游士田不稽税、货利圈四方，吏于其土者又仿视其下、公私求取，故民愈贫且盗；主张取法孟子井田之意与“取民有制”之旨，认为“过制无禁、赃赇无诛，虽百尧舜治民不可使富也”。《学益篇》论君子正身以植体、安民以广用，二者莫要于明道，明道然后行立，行立然后政行，故君子必务学；以圣人之言为海、往古之行事为路，主张学经史，反对稗官小史与末世词赋，批评世儒涉道浅、诡时好、弃师说、兴议改制。《近民篇》提出安民之道二：定法制、敦教化，法制归于衣食，教化归于孝弟，政莫良于简而不良于繁，举秦商鞅、李斯法令繁苛而民畔，汉高入关约法三章而众心归，主张效汉高、文帝之政，先力田孝弟，导民归实。《勖廉篇》引《诗》“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读史至公仪子休去织妇、拔园葵而垂涕，论君子之仕行其道而非干禄，人君禄士取诸民以给养而非使富，后世仕者以爵禄为分、标而夺之、富其身且思子孙，实夺民子孙以有之，因举晏婴、孙叔敖之廉以讽。《定志篇》论道有仁义、质有阴阳，因资追琢者易成器，立范陶镕者不失形容，举伯夷、柳下惠、伊尹各因其质有所近而抱一终穷达死生不能易其守，批评世之学者不通大方、不程己力、游意汗漫而无所专执。《别谦篇》辨析真谦与伪谦，指出道不可究、功不可全、众人不可兼，尧舜、禹稷、仲尼尚有所遗所短，故君子竞竞耻其不足而生谦；今之所谓谦者钓名饰貌、柔口伛躬、繁仪下节，挟大伪以要福，是“取圣人之道而重为罔也”。其后论齐家之道，主张和其情、以正服众、以厚亲众，举张公艺九世同居书“忍”字百余以对，论勿争利、勿争言，制烝尝馈献、唯诺坐立、庆祝宴饮、冠婚馈遗之礼以生孝、敬、亲、节，并指出不能齐家者有厚私养、惑妇言、遂己性、弃众愚、溺子忧五蔽。又论国家之正由君体、功崇化流由大臣端，称孝宗御天下冲泊寡欲、不玩异物、不狎幸人、恤小厉、敬大贤，海内又安十有八年，亦由冢宰三原王公等诚臣夹辅，提出人臣坏迫国家者有矜小智、私服亲、玩细艺、喜新功、登有容、执偏误、急乐谀言、崇虚行八者，其微尤可惧。《乡正篇》引谚“近朱怕赤，近墨恒黑”，论乡党言语衣服异制则耳目性情所习邪正系之，举孟子幼习迁于墓、曾子之行不践胜母等，论乡俗化人之深；又述吴地风俗喜文藜而厌凡鄙，其敝或乐虐淫、侈豫无麻衣蟋蟀之风，士缘以丧节，因举董轩、王仪、李应黄、陈纲等乡贤以式后进。末论君子仕隐之道，谓“道可大施则贵仕，志有小屈则荣隐”，举伊尹、太公、孔子、孟子及近时陈献章隐君子之行，强调守道审时。全书议论切实，引经据史，兼及明代地方风俗与吏治弊端，是研究明代儒家政治思想、地方社会与吴地士人观念的重要资料。前17页之后又附《寓意编》，题“吴人都穆父”，记怀素《酒狂帖》、睢阳五老图、小李将军《落照图》等书画藏品题跋，可见此本合刻之一斑。本次仅见前17页，后续内容待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