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溪子集

《近溪子集》为明代泰州学派代表人物罗汝芳（号近溪）的文集，今所见为明万历十六年（1588）建昌知府季膺刊本前20页。卷首保存四篇序文，分别为杨起元《刻罗近溪集序》、胡僖《刻近溪罗先生文集叙》、季膺《近溪子集序》及张嵿《近溪先生语录序》，是考察本书编纂缘起、刊刻经过及罗汝芳学术宗旨的重要文字。

杨起元序作于万历丁亥仲春，署“罗浮门生杨起元”。序中称罗汝芳“笃志好学，从姑山房旧所藏修处也”，嘉靖甲辰得隽南宫，病不赴廷试，归而益理旧学，“以所尝闻阳明先生致良知之说，得孔孟正宗，标示千载学脉”。序文概括其学：“凡微而蕴之性情之寂感，显而著之伦物之酬酢，粗自尘芥而入于神化之精，近自瞬息而达于古今之变，无显微、无动静、无精粗、无远近，体验久而真见所谓良知之体不假思虑、无所不该，天人道器圆融浑合而包括于方寸灵明之中。”又称“揔近溪集计十万余言，其间正说广譬，为类不同，要之皆根本良知，不诡于正”；罗汝芳“历中外而始终四十余年专精此学，其志定，其养静，其所得日宏以邃”，其书“可以羽翼阳明而足窥孔孟之微”。序中还记杨起元昔年为诸生时慕罗汝芳讲学水西书院，后于东昌郊亭一接其风采，又十余年“贰越州”，乙酉春抵郡“间以政事之暇问学于公”，丙戌首春见大台耿先生于邸第，授以此集，“手加评骘，谓可传也”，遂“刻而传之，藏板山房”。此序交代了本书从罗汝芳讲学到杨起元受书、耿定向评骘、最终付刻的经过，是本书刊刻源流的第一手记载。

胡僖序署“万历壬午岁仲秋之吉”，自述往岁督楚漕艘赴淮徐，解后罗汝芳于真州舟次，见其“襟次洒落，心体平易”，举中和之说相告；后“叨役滇之金沧”，罗汝芳已还盱江；又记罗汝芳在滇时“以总屯握该道符节驻腾冲”，面对缅势猖獗，“议主出兵为角莽者声援以遥制之”，士大夫“壮其气，其勇于有为如此，则岂徒空谭者哉”。序文强调罗汝芳“发义理之勇，认真持定，不夺于利害，不怵于毁誉，不摇于荣辱”，其言行一致，“实有诸己”，可与杨起元序所论“根本良知”相印证。胡僖又记门人杜应奎以罗汝芳平日所为文若诗若干篇来乞序，并述“滇中长者麓池郭方伯公”之命，可见本书在罗汝芳门人及滇中士人中的传刻因缘。

季膺序署“赐进士第中宪大夫建昌府知府季膺”，自述“年三十访道金陵，邂逅黎子，一语豁然”，次年“起第翰林”，而罗汝芳“以赍捧入京”，乃“修贽门下”；后罗汝芳归，“今十年”，黎子“以先生命访起于罗浮，携集数卷以示”，展卷竟读，“忽觉超然脱系，翻然出樊，走于莽苍广莫之墟，而抟飞于九万里之上”。序中以“简则有功，易则有亲，纤毫费力，尚隔一尘”颂罗汝芳之学，又论“学患无所闻而有所执，又患乎有所闻而有所执”，强调“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与杨起元序“根本良知”之说相呼应。季膺身为建昌知府，为此本刊刻者，其序既述个人问学因缘，也点明本书“羽翼阳明”的学术定位。

张嵿《近溪先生语录序》作于万历乙酉冬仲，署“门人张嵿”。序文从“古今谈圣人必期于孔子”说起，论孔子“好古敏以求之”，颜、孟“一禀于孔子”，宋儒“主理”而“终其身不能与二子结伍而游”，至王阳明“实始悟良知之说，以为即知即心，即心即圣，取孔氏之堂即而直趋之，何其易简而明确”。序中又论“醇谨者养宗体以豫感通之原，颖悟者信小明以为灵觉之尽”，而罗汝芳“取善广”“用志专”“语道确”，故其书“可得而读”。此序将罗汝芳置于孔子—颜孟—宋儒—阳明的心学谱系中，是理解本书学术宗旨的重要文字。

正文前20页可见“近溪子集 礼 会语”部分，以问答体讨论古本《大学》。首条问“古本大学其义何如”，罗汝芳答：“大人者，以天下为一人者也；以天下为一人者，古之明明德于天下者也。古之明明德于天下者，由本以及末，而善斯至焉者也。故学大人以明明德以亲民者，其道必在止于至善焉。若为圆必以规，为方必以矩，规矩者方圆之至者也。学者于明亲之至而能知所止焉，则有定向而意诚，不妄动而心正，所处安而身修，由是而齐家治国平天下，自可虑之明而得其当矣。”以下逐层阐发“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即知止”“毋自欺以至于国不以利为利以义为利”等义，以“格之必止于至善之极”为归宿。这些会语文字，是罗汝芳心学思想在《大学》诠释上的具体展开，可与序文所论“良知之体”“赤子之心”相互印证。

本书为明万历十六年建昌知府季膺刊本，卷首四序俱全，正文会语可读，对研究罗汝芳生平学术、泰州学派心学思想、明代《大学》诠释及本书刊刻流传具有重要文献与版本价值。本次仅见前20页，后续内容待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