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习堂条约

《教习堂条约》为清初学者徐乾学所撰教习规约，本次所见为清道光辛卯（十一年，1831）六安晁氏活字印本前6页。卷端题“教习堂条约 清崑山徐乾學健菴著”。开篇作者自谓“僕等竝膺朝命爲諸君師”，自谦謭庸，深怀悚惧；见皇上选造多士，恳勤务期成德以备国家之用，天语肫切，闻者欢欣，故不敢不竭其愚诚相规切，愿诸君检饬身心、强勉问学、精心治礼、从事熟复讲贯、尊闻行知、日积月累以至高明广大，他日为纯臣、为真儒，副国家期待之厚。

条约以为学之纲起论，引伊川“凡为学之道，必先明诸心，知所往，然后力行以求至”，晦翁“明诸心知所往，穷理之事；力行求至，践履之事”，薛文清“读书道义，求日用之实理，知之至、信之笃，则实有得于己”，要求诸君将《近思录》《朱子节要》《读书录》及性理诸书精心寻思、反覆考验，虚心定气，不可因循玩愒。其次论立志，谓古今人固有志在德行道艺而卒止于富贵利达者，未有志在富贵利达而进于德行道艺者；举范仲淹秀才时即以天下为己任、王沂公生平志不在温饱，令诸君自省立志；强调不读非圣之书，不敢妄为些子事，处善循理，固穷戒得，乃许身稷契、尧舜君民根本；引《书》“不矜细行，终累大德”，慎微慎始。

又论学习国书，谓取自英年，乃朝廷储蓄人材、为异时委任之地，期望深厚，自待不可少轻；专意讨论，虚怀谘问，耳听心受，随手札记，自然日计不足、月计有余；经史古文不可须臾离，勿以学习翻译或至旷弃，空疏弇浅贻讥士林；皇上稽古右文，将不时考校满汉文义，并须淹通。又论经学，谓经学自汉唐诸家发明至畅，宋元名儒乃得其体要，明季卤莽甚矣；诸君专门名家各有师承，其明习自与时俗治经者相去倍蓰；旧例开馆后更受他经、背诵数行，具文无实，今宜熟读注疏，他日当仿帖括遗意，间用帖经几条，或经文或注疏，十得八九为上，得六七为中，得四五为下；此强记之功，高明者所易忽，然由之以贯穿全经则易，注疏既熟乃约以诸儒之说，如筑室有墙壁可依据。

又论读史，非第欲知其体例、资宏博，史所言成败得失切于致用，即《说命》所谓“人求多闻，时惟见事”；闲时谘问史事以观论世之识，宜求实益，勿托空言。又论文，谓“文以气为主”似矣而未尽，“文以理为主而辅之以气”；立言者根柢于经学道学则当于理，不通经不足语于文，不闻道亦不足语于文；明初宋学士、王待制皆游黄氏之门，以上溯考亭夫子之传，三百年论文者必合三者而为之乃正宗；遵岩、震川诸君子奉此规矩至谨严，北地、历下数公以才子自命，本原先误，拟古虽工终少自得；新会、姚江以后心学日盛，脱弃文学，渐以六经为糠秕，则又高明者之过；别裁伪体，诗赋之学其原皆出六经，要必无字无来历方能追配古人。

又论诗赋源流，谓六经以至周秦诸子多有韵之文，《易象传》无不用韵，此天地自然之声；《诗》三百篇如“訏谟定命，远犹辰告”“遘闵既多，受侮不少”之类属对精切，为六朝之滥觞；《国风》长句抑扬逸宕，为骚赋之权舆；词赋固古诗之流，偶俪未尝不本于古；其盛衰之故存乎作者心气，视为经国大业则下笔有清庙明堂之容，视为雕虫小技则涉想皆月露风云之状；考原委、推正变，大雅可作。最后论敬肆勤惰，谓敬与肆为人品圣狂之分，勤与惰为学问进退之界；引薛文清“圣贤欲人皆善之心，读其书亲若见之，而不能体其心以为心，可谓自弃者矣”；令诸君思经传粲陈、衢陌秩秩、有阶级可升、有津筏可济，身列朝籍，亲听至尊训喻，翰林清肃之地，前哲芳型具在，寸阴可惜，夙夜迈征，奋迅以淬励精神，沉静以涵蓄义理，博学多识，融会贯通，毋告谆谆而听藐藐，敬业乐群，自相师友，必愤必悱以求启发。

总体可见，本书为清初教习堂规约，兼及立志、满汉文学习、经史根柢、文章诗赋和敬勤修养，反映徐乾学等人对翰林、官学诸生的教育要求及清初国家人才培养理念，也可见清初经学、史学、文章学与心学批评的学术语境。本次OCR仅见前6页，末尾可见“钦定四库全书”及卷一至卷五字样，具体版本归属待核；后续内容待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