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冈县志二十四卷 首一卷 第二十册

本书为清光绪八年刊刻的《黄冈县志》二十四卷、首一卷之第二十册，本次OCR所见为卷二十一“艺文志·古文下”，收录明清至清初黄冈邑人及宦游于此者的记、传诸体古文。黄冈地处鄂东，临大江、枕赤壁，自宋苏轼谪居黄州以来，文教渐兴，明清两代科第人物辈出，艺文志所收文章正是这一地方文脉的集中体现。

本卷以“记”体开篇，首列《复苏公旧迹记》。此文作于宏治戊午，记天台卢侯知黄冈时，因苏轼曾筑雪堂于东、寓定惠院，而“民皆不知”，乃迁雪堂于府治之东，与竹楼相配，使“丽于公所可恒存”。志文称黄人始昧若不知有公，既而恍然讶公复生，继又骈然欲从公复游，“填郭溢郛，或聚或散，去而复来”，并记百姓愿以林材为栋、山石为础、庾粟食匠、版锸筑堵、鬵鬲沃涂，而“侯皆不吾预也”，体现地方官修复先贤遗迹与民情向慕的互动。《当无室记》为邑人王一鸣作，记其山中先人敝庐有怀柏堂、孝友堂，两堂之间架二阁，穿为斥鷃阁、焦螟阁，短垣限之，上积书数十卷及储轑釜罂瓯之属，下为道趋孝友堂，从外窥之“无阁也”，而居阁者眺望可尽目境，故总名之曰“当无室”。文中借老子之旨发论，谓“天下孰非当无者，孰非无者”，生者其变、死者其常，贵者其变、贱者其常，富者其变、贫者其常，常变之涂、可否之路皆所以趋于无，并以室之兴废、身之老死反复申说“有者寡而无者众”之理，是研究明末黄冈士人人生哲学与园林书斋文化的一篇重要文字。

《黄冈令题名记》为邑令自述之作，称黄冈“剽鸷难驭，甲三楚”，然前数公“用以显名起家，拥戴天子，邑人今犹尸祝不废”，故“难治又岂在黄也”。文中考邑乘、质先后为令岁月及爵里，铨次题名，勒之贞珉，并申论“令以强为亲”之理，谓“众之所便则父母也”，“令秩固轻，而为天子息养一方，称名曰父母，则甚重”，又引子产“侨众人母”、《大学》絜矩之道，以明“知为民父母，后乃办为令，且办为天下”之意，对研究明代州县官自我认知与地方治理伦理具有参考价值。《邑侯赵公去思碑记》为邑人邱岳作，记赵公中宇去黄之十六年，黄中父老子弟始立石道周，纪述其德政。文中详记万历辛酉间朝廷检天下土田，县长吏实当其事事，赵公“单骑行田间，仅数人随从，穷乡遐谷必至，其甘苦与百姓共之，不欲烦民间一钱，四境肃然安定”，又记其“牍一字如山不可移”，赋入有定限，窭子单丁皆得趋事赴纳，从旁莫敢侨索，两阶簿对则谢绝一切请托，“入者冰壶，出者秋月”，六年之内未尝枉一匹夫匹妇，暇日延见褒博之士，讲究道物，所取士类多豹变，境内坛壝烝尝以时，祷雨雨应、祷晴晴应。碑末附铭，称“黄邑盘桓，环山带川”，“彼美我公，道大德全”，对研究明代黄冈地方官政绩书写与去思碑传统具有参考价值。

《松风墨宝记》为杜濬作，记其老友顾苓所居塔影园去虎丘才数武，草堂西偏密室梁间悬一小匾作“松风”二字，大不盈尺，端劲轩翥，非一时文士笔力所及，问之则“巍巍宸翰也”。杜濬肃然下拜，伏地悲泣，此后每过必先入室叩首，顾苓以为知礼，属其记之。文中借“先烈皇帝稽古右文”与唐宋文皇、仁宗相比，感叹“鼎湖之弓，苍梧之泪，此天下臣民所当痛心，遇其流传一点一画，如亡子之见慈父，惟恐失之”，又斥“风俗之薄，藏者以为灾患，见者为之色变，甚而背弃轻亵，称谓无章”，对研究明清之际遗民对前朝御笔的珍护心态与文字禁忌具有参考价值。《听雁楼记》同为杜濬作，记友人汪育风少得逸妻延陵之裔，不幸早夭，汪子悲思之，名其所居楼曰“听雁”，取雁为挚禽、义不再匹、昏礼奠雁之意。文中辨析“声音哀乐之感岂有常哉”，谓“人之悲者闻欢声而益悲，人之乐者闻凄声而愈乐”，雁声不悲而悲生于听雁者，由伤逝之情深，并推及雁有夫妇、兄弟、君臣之序，“不媿禽鸟者几人乎”，对研究明清文人悼亡文学与楼居命名文化具有参考价值。

《白云楼记》为杜濬应金子汝宣之请而作，记金子三余以“白云”名楼，因生六年失怙、九年失恃，年垂三十思亲之泪未尝干，闻古人睹白云而思亲，故以名楼。文中谓“兰橑桂栋不足以为华，绳枢瓮牖不足以为陋”，敷天之下无之而非白云，即无之而不触其思亲，“黄海即白云楼矣”，“匡庐即白云楼矣”，“洞庭潇湘岳麓即白云楼矣”，以空间转换写思亲之无处不在，是研究清代孝思文学与楼记文体的一篇佳作。《寄圃记》并序为王士龙作，记其草堂无事，筑寄圃半区，日夕灌锄其中，非近计鄙粗，抑使心骨筋力与天命人事相遭，可不苟也。文中详述圃之位置、樊篱、种植、灌溉、采摘，以及“寄圃春长”的景物与逸叟“皤皤然白秃其顶，影青荫绿，如行壶天碧霭中”的形象，末以“彼古今来亦何者非寄耶”收束，对研究明清文人园圃生活与寄寓心态具有参考价值。

“国朝”部分收《黄州朱氏双修堂记》《双修堂又记》二篇。前篇记黄州临大江、枕赤壁，西去百里而遥为洪山，洪山之东湖有僻壤，多女萝薜荔兰蕙诸芳草，古柏数十株皆万历年物，丙午冬大雪草木尽萎而柏岿然独存，隐君子朱菊庐先生闻而喜，卜筑数楹，颜曰“双修堂”。文中记先生静夜危坐读书，响震山谷，虎辄啸以应之，若埙篪然，并借先生答问申“易太极生偶二四八之象数”与“天地万物无所不双”之义，末以“我安得无双之士而与之语”发慨，对研究清初黄州隐逸文化与理学取向具有参考价值。后篇为计东作，记朱氏双修堂之傍求田二十五亩，纳其稼穑，命一仆守之，广为朱氏祠堂以奉先人烝尝，示子孙无有变，并引考亭夫子、胡先生“有是气者有是理，有其诚者有其神”之说，论山川之气与子孙诚敬之气相感，祖考来格之理，对研究清初祠堂建设与理气感应观念具有参考价值。另有顾景星《社说》一篇，考“社”之名义古今之变，谓“社今醵饮而已矣”，唐人始作诗社，宋元踵行而有禅社、茶社、踘蹴、叶子、博簺、唱说、手搏、梳剃、吟叫诸社，社之名遂滥，而明末制艺社尤滥。文中列举“治世之社”如淳熙初朱文公社仓社学、河北鉏社、元前至元苜蓿社、明洪武初里社、正德时邱文庄家社、嘉靖时中和邠州义谷社，“乱世之社”如熙宁初京东弓箭社、建炎中两河忠义社、崇祯中陈士业守望社，谓“皆有益于国家”，而斥“少年佻达，治举业无用之学，谈仕宦热中之事，失德起于乾糇，忧患不相衔恤”之社。文中还记阳逻镇乱后烟突仅数百，有长者遵洪武制立社曰“孝义集”，镇中有父母大父母者十人至数十人歃而与之盟，遇有丧则人出一金一布，无他醵会，以此施彼报，使数十人中有丧者之家无复叹绞衾之不具而伤孝子慈孙之心，对研究明清鄂东基层社会结社、丧葬互助与地方秩序重建具有较高史料价值。另有王正常《文昌祠记》一篇，考文昌六星与道家梓潼神之关系，记郡旧有祠在府学左，历久风雨剥蚀，乾隆丙午岁调兹邑瞻拜之余慨然，越明年绅士等募众修葺，逾月完好如初，并及二程子祠移像、画览胜亭形家风水之说，对研究清代黄冈祠祀与教化空间具有参考价值。

“传”体部分收苏轼《方山子传》，记方山子（陈慥季常）少时慕朱家郭解为人，闾里之侠皆宗之，稍壮折节读书，欲以此驰骋当世，然终不遇，晚乃遯于光黄间，庵居蔬食，不与世相闻，弃车马、毁冠服、徒步往来山中，人莫识也。文中记苏轼谪居黄州过岐亭适见之，方山子“俯而不答，仰而笑，呼余宿其家，环堵萧然，而妻子奴婢皆有自得之意”，又追忆十九年前在岐山见方山子从两骑挟二矢游西山，鹊起于前，使骑逐而射之不获，方山子怒马独出，一发得之，因与苏轼马上论用兵及古今成败，自谓一时豪士，今“精悍之色犹见于眉间，而岂山中之人哉”。传末称方山子“世有勋阀，当得官，使从事于其间，今已显闻，而其家在洛阳，园宅壮丽与公侯等，河北有田岁得帛千匹，亦足以富乐，皆弃不取，独来穷山中，此岂无得而然哉”，是研究苏轼黄州时期交游与宋代隐逸文化的一篇名作。另有鲁贞《黄冈隐士西山吴公传》，记吴氏积善厚施而身未食其报，其子孙能世其家即天报之也；传主吴公七岁而父亡，赖母汪氏保养，延师教以诗书，及长通儒业、习国语，博学多能，以德义为乡里所推服，抚育兄子、扩产均分，乐善好施，自阳逻至桃花地高处得水甚艰，公凿井十九所，自太平桥五里至阳逻地高险不通车马，公为开险造桥，行者便之，砌路自阳逻至莲花桥一百三十余里，乡大立石以记功，岁施棺以济死者、日施粥以活饥人、立义塾招名师以训乡里子弟，名士大夫若吴草庐、鲁子晕、龙鳞洲、黄子肃皆与公交，天历己巳湖广省平章同荐公德义，不求闻达，上遣异珍库大使陶索卿赍诏征之，公不起，御书“西山”二字赐之，公建御书楼以侈赐，危太朴为之记。传末引《洪范》九畴“念用庶征”“向用五福威用六极”，论天人感应之理，对研究元代黄冈地方慈善、交通建设与隐逸士人具有参考价值。耿定向《刘广文托孤传》记进士王一鸣十三丧父、十四丧母，上无令伯之祖母，次无第五之叔父，内无昌黎之兄嫂，外无齐秦之婚媾，茕茕然与一弟居，乃攻治博士家言，尤娴古文词，甫弱冠取高第，名满京国，而恂恂雅饬无纤微骄蹇浮薄态。传中借王一鸣自述，详记其师刘氏（先君子中表）受托孤之责，日课诵经史诸子百家言，不如程则挞之不少姑息，已自不忍挞之，苦则时时捧先君子主置座之，跪小子前，师自抱主而长号曰“孤嬉惰不学，吾负君矣，何面目见君地下”，小子维时悲怆且愧欲死，宁受挞百十不忍闻此语；又记师之数年，一岁以小子有他过忽辞去，小子自分数不能一日远离吾师，乃启明自艾，祈得悛新，跪堂下泣恳者累日，师乃复下教；壬午小子幸举于乡，师一日临吾家，小子仓皇衣履未整，师怒叱跪之庭下欲扑，逾时姻友曲为解乃免；先君子遗命每岁贽三十金，师计日而分之，每一日当取八分，日籍记之，如偶以家务耽半日程则减取其半，耽一二晷则减取三之一，曰“即尔孤幼可欺，不忍欺而父于冥冥也”。传末耿定向论曰“昔曾子以可托六尺之孤为君子，托孤维艰哉，迹刘君之抚教王生若此，抑君子人与”，对研究明代黄冈师承关系、托孤伦理与科举教育具有较高史料价值。樊良枢《樊太常本传》记樊玉衡字以齐，号友轩，黄冈还和乡樊畈人，其先世来自豫章，元中叶省一公生汉章，黄之有樊自汉章始，士人所称为樊将军者也。传中详记樊氏世系、樊玉衡幼时瞻瞩异于常儿，崙川公每授以《孝经》《论语》一再过，母李太夫人代授之日数百至千言无不立诵，年十八补邑弟子员，明年食饩，每试与崙川公皆高等，名相次，时传“樊氏父子文”。传中又记其六龄丧母，易太夫人继政，大母黄太夫人犹健匕箸不问家事，熊恭人来归称贤，易太夫人生四子，公天性纯笃，时人谓公有孝友之实而不居其名；授徒于邑，岁数归省亲，日暮不忍去，诸幼弟更相抱携，时方幼被疹，公视之浃旬，既愈犹闲日来视，日暮抱送至路侧，则伏地哭，公去复回亦泣下；崙川公深于易，桐山公著《戴礼荒录》未显，则尤颛治曲台艺，邑先辈于孝廉廷静以戴记鸣，时所称乐葵先生也，公与汉川尹中丞应元、同邑余进士心纯、王进士一鸣、刘学博功远同受业，公最为入室，所著有《中说》，故当时号“礼有樊公学”。传中又记其论志谓“大丈夫得时当为面折廷诤之臣，无令汲黯朱云辈寂寂地下笑人，若止为一身妻子计温饱，未足了樊生事也”；神宗壬午举于乡，明年癸未得隽礼部，除广信李官，时為李者率深文巧诋，任爪牙诇伺，奉上官指以击断破灭为胜任，而公持大体，折狱多平反，独为上官台使者所敬信，膺陟状举首者以十数，然不务矜诩，故子弟少所睹记；时主抚者慕王文成勋赏，为赣以南诸山建捣巢之议，军兴破金钱数百千万，桶冈、大帽、浰头诸遗孽骚动，杀官军不可计，而债帅纨弁则大掠，累系附近农民数千百计，号为渠魁，主抚者益张其事，则召饶、抚、吉、信四李官监决上首功，即予上考，公奋身而出曰“此皆良民，无死法，愿得覆按，无使冤滥”，主抚者震怒，他官皆目摄公，争之益力，久乃得按释俘囚二百七十人，他李官亦得准此意末减强半，公归未尝语家人，后戊戌秋仲子甫从公入粤，舟过白鹭洲，公指曰“此余昔释诬俘处也，屈指十年强矣”，因语之故，诫勿言。传中又记其己丑冬征召为江西道试御史，巡视西城，时皇长子逼处，宠弁在廷，巧窥宫府者以此卜菀枯之集，公奋然曰“九庙根本大计，孰先此乎”，即于授事之初，为庚寅二月以储位宜以时定、储教贵在夙成，亟正元良之位、饬讲读之仪以重国本具奏，其略引贾谊之言“天下之命悬于太子，太子之善在早谕教”，谓“今皇太子生九年矣，以主器则继体为震，以天显则同气为尊，以承华则毓德为盛，今且逾古人入学之期，名不正则人心疑，蒙不养则圣功疏”，又引宋寇准、唐李泌之谏，请“断之圣心”，疏奏不下，寻差印马屯田，按部直隶、河南、山东。传中又记其按行诸屯，露章劾奏惠安伯坏屯法及诸戚贵而下黥戍其刁干奴，又露章劾奏临淮侯以私占役妄请骏足，无人臣礼，得奏下马隶戎政冏卿如祖宗旧，自此勋戚权贵皆畏闻樊侍御名，渐思有以中之。壬辰冬廷臣之请建储愈急，忽传有三王并封待嫡册立之旨，癸巳正月公复上疏，力言“皇长子之必为太子也，天下所共知”，斥“藉口于立嫡之训，以脱手于亲王之封”之谋，请“两信而俱行之，斥蛊惑之私谋，奋乾刚之独断，皇长子照旧册立，皇三子、皇五子一并封王”，疏不下，台省交章攻者益急，时相渐不安其位，前旨竟中寝，而戚畹阴喉及前所论劾仇公者希时蜚语，遂谪判无为州，是岁冬量移全椒令，民惮直指使威重，又谓迁客牢骚不堪簿书，至则岂弟平易，因俗便民，平役核赋，剔奸蠹，礼贤士，民大喜过望，三年考最，推金部、比部及廷尉评皆不报。丁酉初夏河决萧砀，总河漕大司空杨公檄署淮河防丞事，公至则露盖行泥沙中，率三省氓隶开小浮桥二十里以受黄堌南出之支，筑乂安坝以堤之，使不得入姬、永二湖，浚里吉、沙陶、莫直浅以分旧河之流，穿渠建闸宣涨葆决，略费万金，纡道旬日而漕艘衔尾并进，语详杨公一魁堤记碑中；公将归全椒，乃著《河上臆说》以贻大司空，其后杨公坐上流不治镌秩去，治河者益思公，颇采用其说，而泇河今为利涉之津。传中又记公归椒，既怀前星之虑，又见公卿台谏之请建储一不报，于是复上疏，力言“皇长子不册不冠不婚，以重贻天下大虑”，引“大臣不敢言故小臣言之，近臣不言故远臣言之”，自谓“臣最小最远”，荷国家数百年养育培植之恩，“于此畏鼎镬避鈇钺而不一极言之，天下后世其谓盛明何”，疏中又言“我皇上十龄嗣位，天纵聪明，古今善败何所不鉴”，然“今日人心皇皇若不胜其杞忧者，则以所信者不在皇上之空言而在皇上之实行也，所疑者不在昔日之温语而在今日之迟回也”，谓“数年以前皇长子尚弱，借口从容犹可言也，今且十七龄矣”。此传篇幅甚长，详记樊玉衡一生仕履、奏疏与政绩，是研究明代万历朝建储之争、御史言事、河工治理与黄冈樊氏家族的重要文献。本次仅见前20页，后续内容待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