牧令书辑要

本书为《牧令书辑要》，本次OCR仅见前20页，主要内容包括书名叶、同治七年上谕、卷一至卷四十的卷次标识、杨以增《牧令书原编杨序》、徐栋《牧令书原编自序》、《牧令书原编例言》及丁日昌后记，正文篇目尚未完整展开，故仅能据可见序例、上谕与后记对全书作初步梳理。

据书名叶及牌记，本书由江苏书局于“同治戊辰秋”刊行，同治戊辰即同治七年（1868）。卷前载同治七年三月初十日内阁奉上谕，称丁日昌奏设局刊刻牧令各书一折，并谓“州县为亲民之官，地方之安危系之”，丁日昌拟编刊牧令各书颁发所属，令各州县得所效法；其小学经史等编有裨学校者亦著陆续刊刻广布，至“邪说传奇为风俗人心之害”则令各省督抚饬属查禁焚毁。此上谕交代了本书刊刻的政治背景与江苏书局刊刻吏治诸书的缘起。

杨以增序从史书循吏传传统说起，称“牧令乃亲民之官，以保赤之心为心，则一邑治即推之天下而天下无不治”。序中述高安朱文端公辑历代循吏传、吴江陆朗甫中丞《切问斋文钞》、长沙贺耦耕制府《经世文编》等，虽搜罗宏富，然非专为牧令而言；徐致初太守官水部时著《牧令书》，“为目十八，为卷二十三，博采旁收，辞归简要，不复列叙前代”，并总结其书有三善：一为条分理合，中材可勉；二为弁以治原治术，根于学术，不专以名法刻明；三为筹荒戢暴、保甲备武等事具于书中，无事则豫切讲求，有事则不虞扞格。由此可知原编《牧令书》分十八目、二十三卷，内容兼及治原、治术、刑名钱谷、兴利除害、荒政、保甲、武备等地方行政事务。

徐栋自序作于道光十八年戊戌（1838），称“天下事莫不起于州县，州县理则天下无不理”，又称州县之职不外更事久、读书多，而读书尤要；因取暇参稽捃摭，依类相从，分为若干卷，“综既往以待将来，集众长以求一是”，以劝吏而福民。例言则说明编纂体例：钦颁州县事宜与会典律例洗冤录等书同奉全编，不恭载；桂林陈文恭公《从政遗规》、当湖屈培斋《守令垂范》、黄思湖给谏《福惠全书》、荒政丛书、康济录、荒政辑要等切实施行之书宜购阅全函；立言贵故用，凡宜古不宜今与泛而寡当者概置弗录；所录于本文颇多删节，期于简要；各篇见于本集者载其书名，本无文集或文集未见而见于他书者亦载明；氏里官爵各注名下，以时代先后为序。由此可见本书在编纂上注重实用、简要与可操作性，并非单纯汇录前代循吏故事。

丁日昌后记作于同治八年春正月，述其由苏藩司擢任巡抚后奏请开设书局、首刊吏治诸书，并感慨江苏兵燹之余，仅里下河一隅未经蹂躏，又有决堤泛溢之患，其他州县残喘未复、污莱未辟，故望治于贤牧令尤亟。后记又批评吴中仕宦习为侈荡，公趋私聚但言声气通不通、车裘丽不丽、趋跄应对工不工，一谈民生利弊则群起侮笑，指目为矫且腐；于是有志者亦噤不敢发，随风而靡，身膺民社而懵然不知刑名钱谷为何事、催科抚字为何物，上交接听之幕友，下交接听之门丁，申行则书吏主之，勾摄则胥役主之，久受饵益深、牢笼益固，虽欲自图振拔而不能。后记强调居恒于从政之体用纲目并未讲求，一旦得所藉手如盲夫夜行，故刊刻《牧令书》以资楷模，并望同志潜心玩绎、身体力行，由是采精遗粗、沿流溯源、勤求民隐、饰以经术，使州县皆无不治。此段文字对理解本书的编纂目的、读者对象及同治间江苏吏治风气具有重要价值。

版本方面，OCR见“同治戊辰秋 江苏书局栞”牌记，可确定本书为清同治七年江苏书局刻本；OCR又见“钦定四库全书”字样及卷一至卷四十的卷次标识，排列有重复残损，与杨序所述原编“为目十八、为卷二十三”不同，可能为辑要本重编卷次，具体卷次结构与版本源流待核。本书对研究清代州县行政、牧令制度、吏治思想、荒政保甲、江苏书局刻书及丁日昌吏治实践均具文献价值。本次仅见前20页，后续内容待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