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河县志

本书为《商河县志》前20页OCR整理所得，源文件名标明为明曾一侗等纂修、明万历间（1573—1620）原刊崇祯十年（1637）增补本。卷首保存序文残篇，是了解本志纂修缘起的重要文献。序文从“夫邑东同为者哉，所以之往事思来者而传一方之信史也”谈起，强调志书须“征则信，信则传，传则诏万世永无穷”，并以“诗采国风，春秋因鲁之八为有征”为说，指出“不如是虽圣人亦不至圣空文以自见”。序文继而称“商邑古无乘”，至“陈刑会侯莅兹土，下车以来修笔宝，填造士，行乡约，以善备积贮”，又述其“省公事以漕费，初夕勤思，与民不倦，由是政通人和，祷雨斩窓，即岁禄不高灾，甘棠之风盛”。序文核心部分记修志经过：因“商河之志阙也久矣，阙而不修，后将堙灭，修之此其时矣”，乃征诸生，“归而索诸笥中，得贾大夫遗稿若干篇以进”，曾侯“蹶然喜曰：幸矣，有征矣，庶可以缮一方之信史矣”，于是“筮日备廪饩”，命唐文光、张茂荼、王询、王柟“集府馆中，参互旧文，旁采舆论，间以己意附之，条分缕析，五阅月乃成”。序文末以庖丁解牛为喻，称志成之后“邑之土俗民情犁然具备，他日试牛刀者傥取而披阅之，不出目前，其于治也有游刃矣”。此序虽残，却完整交代了本志由“旧无乘”到“得贾大夫遗稿”再到集体纂修成书的经过，对研究明代方志编纂机制与商河地方文献源流具有直接参考价值。

目录部分保存较完整，全书分为七卷：卷一舆地志，下分沿革、星野、疆域、山川、形势、乡里、风俗；卷二宫室志，下分城池、公署、庙祀、仓储、坛壝、铺舍、市镇、桥梁、坊牌；卷三食货志，下分田赋、户口、贡课、徭役、惠政、马政、兵防、物产；卷四学校志，下分文庙、儒学、学田、书籍；卷五官师志，下分县牧、学职、合属、名宦、宦迹；卷六选举志，下分进士、乡贡、岁贡、例贡、武职、河戎功、材译；卷七人物志，下分乡贤、仕籍、荐辟、忠义、孝友、贞节、首寿、貤封。这一分类上承传统方志“舆地—宫室—食货—学校—官师—选举—人物”的编纂格局，门类齐全，层次清晰，可见明代中后期北方县志编纂的成熟形态。

卷一舆地志内容尤为详实。沿革部分详考商河建置源流：汉为朸县，属平原郡，又为千乘郡湿沃县；汉成帝鸿嘉四年，“县南有河泛溢为害，都尉许商治之，凿河注水于海，故又名商河”；东汉废；晋置湿沃，属乐陵国；南北朝刘宋因之改国为郡，元魏因之，后齐又废；隋开皇十六年于朸故城置商河县，兼有湿沃县地，属棣州，后改属渤海郡；唐武德四年属棣州，八年州废还属沧州，贞观元年改属德州，十七年复置棣州于厌次，割商河为属，天宝间改为乐安郡；宋属棣州，金因之；元至元初改为无棣县，属沧州，复改为商河，属棣州；明大将军徐达、常遇春统兵至，县尹梁济民率众归附，改属济南府，洪武六年改棣州为乐安州，宣德元年改乐安为武定州，县皆仍旧属，编户五十八里，今增为六十八里。星野部分考商河在汉属平原郡，春秋时平原属齐，商河为齐西鄙，引苏轼分星总图，谓齐分为女、虚、危，星曰玄枵，宫曰宝瓶，辰曰子，商河当应危宿，并附“齐分图”。疆域部分载本县在府治之北一百八十里，东抵武定州界五十里，西接临邑界三十里，南距济阳界四十里，北通乐陵界六十里，东西广八十里，南北袤一百里，又详列至北京、南京的水陆路程及四至八到通邻县道路。山川部分载马颊河在城北三十里，即《禹贡》九河之一；商河在城南，即许商所凿；土河在城南，即黄河故道；龙湾在东门外迤北，相传宣庙征汉庶人驻跸于此；黑水潭在城东，久旱不竭，其色黑，故名，祷雨辄应；又有七十二洼及陈家洼、团泊洼、毕家洼、姚沟洼等众多洼地，并引谚语“十年九不收，一收胜十秋”。乡里部分载商河五乡辖六十八里，隆德乡在城东一十一里，太平乡在城东九里，归厚乡在城北一十九里，聚仙乡在城西一十六里，顺得乡在城南一十二里。风俗部分称“商河风俗自甘称浮，迩来渐入侈靡”，又载“民务耕桑而好靡费，士多聪敏而鲜嗜学，婚姻丧葬孝道文公，徂且互相周助，绰有古风，急赋税，趋公役，愿称易后”。这些记载为了解明代商河县的地理沿革、山川水利、乡里组织、风俗民情提供了第一手资料。

版本方面，源文件名标明为“明万历间（1573—1620）原刊崇祯十年（1637）增补本”，可知此本初刻于万历间，至崇祯十年又有增补，属于明刻递修增补之本。卷首有“臺灣國家圖書館”藏印及“NATIONAL CENTRAL LIBRARY”标识，可知为公藏明刻本。原刊与增补的具体增补内容、刊刻者、牌记及行款信息，OCR未详。本次仅见前20页，后续内容待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