磻溪随录

《磻溪随录》为朝鲜李朝处士柳馨远所撰政论性著作，本次所见为清乾隆三十五年（1770，朝鲜英祖四十六年）李弥刊本前20页。卷首保存李弥序、具光运序、《随录序》残篇及全书总目，卷第一为《田制上》正文，是了解朝鲜王朝实学思想、田制改革论及中朝文化交流的重要文献。

李弥序称此书“乃经济大文字也”，述其刊刻经过：柳馨远“隐约以没世”，近者搢绅诸公相继闻于朝，国王“征其稿，览之大加嘉赏，命锾梓广布”，李弥“适按节岭藩而掌其役”，遂得究观其书。序中概括全书内容为“制民产、崇学校、选人才、正官制、诘戎兵、述礼乐，无非三代治平之规，参酌古今而无泥碍，折衷经权而无牴牾”，以匠氏作巨室为喻，称其“间架栋宇各有位置，涂塈丹雘咸中文质”。序末以贾谊治安策终汉之世不得施其万一为比，感叹柳馨远“以巾箧遗文契圣明于旷世之后，措天下万世已有为之地者”，并引《易》“易从则有功，有功则可大，可大则贤人之业”，说明此书“屈于一时而伸于百季”的命运。

具光运序从道器之辨发论，称“道德原乎天，故制本乎地，师天而不知地，师地而不知天，可乎”，又谓“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道圆而器方，政制者器也”。序中批评秦以来“道器俱丧”，暴君污吏“嫉夫器益意，并与其所载者而先去之”，又百余年而“载道者亦火乎秦”，然道“亘万世不折不灭”。序称程朱大贤“慨然有意于三代之治，而其所论著详于道而关于器”，以横渠买田画井之说推见诸君子之心，而“程朱以后道不可谓不明，而器之荡然者自如”。序中述柳馨远“隐居著书以寓夫拯捄悯怛之志，名曰《随录》，其书以田制为本，不尽井形而得井田之实”，又谓其“养士选贤任官制军礼效故法规模节目不沉不碍，沛然皆合于天理”。序末感慨“三代以降，胡虏而陵，至一县则一县破，至一州则一州破，终至于薙天下之发，人皆疑于天道之否，而不知由于地制之坏”，又称“井地之制也，天下无一夫而非兵，无一里而非守，无一时而非服习”，以文天祥请建四阃为喻，说明井田和睦之兵“制梃挞虏”之义。序中还载柳馨远“七岁读《禹贡》，至冀州翻然起舞”，称“禹贡万世地制之本也，冀州天下地制之纲也，方其起舞也，公亦不自知为何心也，《随录》一部于是乎成矣”。

前20页总目显示全书共二十六卷，以田制为核心，依次为：卷之一田制上、卷之二田制下、卷之三田制后录上、卷之四田制后录下、卷之五田制考说上、卷之六田制考说下、卷之七田制后录考说上、卷之八田制后录考说下、卷之九教选之制上、卷之十教选之制下、卷之十一教选考说上、卷之十二教选考说下、卷之十三任官之制、卷之十四任官考说、卷之十五职官之制上、卷之十六职官之制下、卷之十七职官考说上、卷之十八职官考说下、卷之十九禄制、卷之二十禄制考说、卷之二十一一兵制、卷之二十二兵制后录、卷之二十三兵制考说、卷之二十四兵制后录考说、卷之二十五续篇上、卷之二十六续篇下。这一结构以田制为根基，由田制而教选、任官、职官、禄制、兵制，最后以续篇收束，系统呈现了柳馨远以井田制为核心、兼采三代之制以改革朝鲜王朝田制、官制、兵制的整体构想。

卷第一《田制上》正文开篇即称“古井田法至矣，经界一正而万事毕举，民有恒业之固，兵无搜括之弊，贵贱上下无不各得其职”，又谓“后世田制废而私占无限，则万事皆弊”，列举赋役不均、贫富不均、兼并牟利、良民失所、户口的弊、词讼频多、贵贱无别、贿赂易行、兵农为二等弊病，强调“土地天下之大本也，大本既举则百度从而无一不得其当，大本既紊则百度从而无一不失其当”。正文又论井田难行之由，提出“因今之宜，酌古之意，而行之有法，地形不必宽而制无不可，公田不必置而可为什一，采地不必设而各有其养”，主张“虽不画为井形，而井田之实俱在其中”。其后详列分田定税节目，如“凡百把为一计，百计为一顷”“四项为一个”“每一夫四受一顷”“三夫中择从其辨者一人为兵”“四项免其出兵”“职官九品以上皆从赏职，勿给资陪”“罢官家居亦资其田”“吏胥仆隶役于官者，京则优给其禄足以养其老幼”等，并讨论百把为顷、可种稻四十斗之地的养民标准，以及山峡之民与野衍之民勤惰与田狭广的关系。这些内容具体反映了朝鲜王朝实学者对田制、兵制、官制、禄制的系统设计。

版本方面，本书为清乾隆三十五年（1770）朝鲜李弥刊本，卷首李弥序、具光运序及《随录序》残篇，可为了解此书在朝鲜王朝的编纂、进呈、刊行过程及实学思想提供直接资料；全书总目与卷第一正文并存，可考见二十六卷本的结构与核心主张。本书对研究朝鲜王朝实学、田制改革论、井田制在东亚的传播与接受，以及中朝文化交流与汉籍刊刻均有重要参考价值。本次仅见前20页，后续内容待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