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明世法录 第二册

《皇明世法录》为明代典章制度、列朝宝训与治道史事的汇编之作，本册为其第二册，卷首题“皇明世法录卷之一 史臣陈仁锡谨阅”，下分“太祖高皇帝宝训”诸门。本次所见前20页，内容包括“论治道”“敬天”“孝思”三门，皆辑录明太祖朱元璋的言论与行事，属“宝训”体例，即以帝王训谕、言行分类编次，以供后世取法。

“论治道”一门，收录太祖论治国理政之语。如戊戌十二月辟儒士范祖幹、叶仪，范祖幹持《大学》以进，太祖问治道何先，范对以不出此书，并剖析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道，太祖称“圣人之道所以为万世法”，命为谘议。丙午三月，太祖与太史令刘基、起居注王祎论天下兵争、民物创残，谓“丧乱之后法度纵弛，当在更张”，又强调“必明礼义、正人心、厚风俗以为本”。吴元年十月，太祖览邓愈等所言便宜事，谓“治天下当先其重且急者”，以“衣食”“教化”为急，劝农桑、兴学校。洪武元年正月，太祖御奉天殿大宴群臣，自述本布衣以有天下，念天下之广、生民之众，中夜寝不安枕，与刘基论“处天下者当以天下为忧”。又谕中书省臣，以成周六官之制为法，批评秦用商鞅变法“法如牛毛”而致乱，命宰辅“振举大纲以率百僚”。同年四月，太祖论汉唐末世宦官败蠹之祸，谓“此辈在人主之侧，日见亲信”，主张宦官“止可使之供洒扫、给使令、传命令”，不可预政典兵。七月与侍臣论创业之难，谓“所畏者天，所惧者民”。十月，民有告富人谋反者，勘问不实，太祖命告谋反不实者抵罪，著为令。洪武二年正月，召元旧臣问政事得失，马翼对以元“以宽得之，亦以宽失之”，太祖辨其非宽之失，实为纵弛之失，谓“宽而有制”“简而有节”。洪武四年六月，与吏部尚书詹同论治道，谓“三代而上治本于心，三代而下治由于法”。洪武十一年三月，谓礼部臣“人无于水鉴，当于民监”，戒元世政专中书、民情不通之弊。洪武十二年三月，与礼部尚书朱梦炎论治民之道，以君之于民犹心于百体。十一月，谓翰林待制吴沈“人主治天下，进贤纳谏二者甚切要”。洪武十三年六月，谓侍臣“人主能清心寡欲，常不忘博施济众之意”。洪武十四年十一月，览苏州府民所上治安六策，谓“致治在得人，不专恃法”。洪武十七年三月，谕侍臣“天下无难治，惟君臣同心一德”。七月，御东阁论“以天下之好恶为好恶则公，以天下之智识为智识则明”。八月，论“治天下者不尽人之财、不尽人之力、不尽人之情”。十一月，论责难之辞与谄谀之语。洪武十八年九月，命文渊阁大学士朱善讲《周易》至“家人”，论齐家治国之理。洪武十九年正月，论“治民犹治水”，当顺其情。洪武二十二年三月，御谨身殿观《大学》，谓“治道必先于教化”。洪武二十五年七月，论“为治之道有缓急”。洪武二十七年正月，谓翰林学士刘三吾“历年久而益惧者，恐为治之心有懈”。三月，论“人主之聪明不可使有壅蔽”，以唐玄宗蔽于声色权奸、养成安史之乱为戒。

“敬天”一门，收录太祖祭祀天地、斋戒诚敬之言行。洪武元年正月，将告祀南郊，戒饬百官“人以一心对越上帝，毫发不诚，怠心必乘其机”。洪武二年三月，翰林学士朱升等奉敕撰斋戒文进呈，太祖论“戒者禁止其外，斋者整齐其内”，并定大祀斋戒七日、中祀五日之制，后又命止于临祭斋戒三日。又载夏至祀皇地祇、冬至祀昊天上帝于圜丘，太祖谓“祭祀在乎诚敬，不在乎物之丰薄”，以陈友谅“恣行不道，毒虐生灵”而欲徼福于天为戒。洪武四年十一月，谓“帝王奉天以君临兆民，当尽事天之道”。洪武十年十月，观心亭成，召致仕翰林学士承旨宋濂记之，谓“人心易放，操存为难”。洪武二十年正月，大祀天地于南郊，谓“敬天者不独严而有礼，当有其实”，“恤民者事天之实也”。

“孝思”一门，收录太祖追念父母、奉先思孝之事。甲辰四月，中书省臣进宗庙祭享及月朔荐新礼仪，太祖览毕悲怆流涕，谓宋濂、孔克仁“昔遭世艰苦，饥馑相仍，当时二亲俱在，吾欲养而力不给，今赖祖宗之佑，化家为国，而二亲不及养”。吴元年四月，仁祖忌日诣庙祭毕，泣下不止，与起居注詹同言父、兄、母一月之间三丧相继。又仁祖后忌日，谓侍臣朱升追述母临终嘱兄弟“善相扶持以立家业”。洪武元年正月，追尊四代考妣，谓李善长“奉先思孝，祭神如在”。二月，定宗庙时享之礼，论“宗庙之祀所以隆孝思”，“祭之于后不若养之于先”。洪武二年四月，因侍臣言医者吮痈事，述寻母后遗骸、以指血验骨之事。九月，圣诞日退御便殿，述梦见父母聚处之欢，谓“父母子孙本同一气，精神所格，有感必应”。洪武四年正月，命建奉先殿，谓礼部尚书陶凯“事死如事生”。洪武八年三月，命皇太子及诸王往凤阳祭皇陵，恻然念父母早亡，虽尊为天子、富有四海，欲致敬尽孝不可得。

全书以“宝训”为体，分类辑录太祖言论行事，兼具史事记载与治道训诫功能。所辑内容多可与《明太祖实录》《皇明宝训》等官书相参证，对研究明初政治思想、君臣论治、礼制建设及帝王孝道观念具有文献价值。本册为明崇祯刻本，刻工与刊刻者未详，前20页未见序跋、目录及钤印，具体卷次结构尚待后续内容补证。本次仅见前20页，后续内容待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