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夷山志二十四卷 第一至八卷

《武夷山志》是清代崇安人董天工编纂的一部关于福建武夷山的专志。本次OCR所见为清乾隆间刻本卷首部分，包括史贻直、蒋溥、杨锡绂、孙嘉淦、来谦鸣等五篇序文，正文尚未展开，但据此已可考见该书的编纂背景、内容结构、版本特征与文献价值。

武夷山位于福建崇安，为东南山水秀异之地。史贻直序称其“山之名遂以甲于天下”，并追溯武夷古迹：六朝时顾野王讲授其中，文学以显；宋赵清献筑吏隐亭于三曲，其后杨文肃、胡文定倡道于此，朱熹开紫阳书院，诸大儒云从星拱，流风相继，迄元明至清，闽学集濂洛关之大成，皆讲学此山。蒋溥序亦将武夷与岱宗、太华、嵩少、岣嵝、峨嵋、天台雁宕、黄山白岳、罗浮、匡庐并列为一方表镇，并特别指出赵宋之世，龟山、屏山、晦庵、九峰一时讲学之盛不下鹿洞、鹅湖，故不可不专辑一书以发扬奇胜、表著往迹。孙嘉淦序称庐山因匡续、朱子而传，武夷亦因晦庵讲学崇安而益显；来谦鸣序更谓“地灵而后人杰，亦人杰而后地灵”，武夷自秦汉以来为方士羽客隐遁之所，至宋儒叠兴，考亭夫子倡道东南，讲学于武夷五曲，胡、杨、游、蔡诸大儒先后往来，文人词客游览觞咏，流风余韵大为山水生色。

据诸序可知，此前武夷旧志已有多种，但多残阙散失。史贻直序称“自刘道元以下十余家板多散失，其仅存者亦阙略漫漶无善本”，所见刘斧、谢肇淛、钟惺、吴拭诸人游山记，益艳慕之。孙嘉淦序称“旧志已四种未为全备”，董天工“思其久而失实也，爰編集散佚，合为一书”。来谦鸣序亦称“旧志有四而板存其一，故多缺略不全，今汇辑四志而合为一志，删其繁芜，补其残缺”。杨锡绂序则概括其体例：“前列绘图总志，后分九曲，随载古今艺文，原原委委，朗若眉列。”又谓“注山者不厌详”，董书“其庶几焉”。蒋溥序称其“川岩洞壑、楼观亭台、圣贤仙佛、碑记韵歌，铨次部居，纤微毕具”，读之“不啻身亲九曲，登峥亭而涉云涧，游精舍而肃前型”。史贻直序亦赞其“部帙裒然，删繁补缺，纲举目张，序次井井”，并称董天工“以吏治闻而又具有此良史才”。

关于成书过程，孙嘉淦序作于乾隆十七年仲冬，称董天工“两任司铎，晋观城令，有声政谱”，此时已编成此书并请序。史贻直序作于乾隆十八年仲春，称“今年春族侄曾期方守建宁，邮寄汇志一编，则崇安邑绅董子天工所编辑也”，董天工赴铨造谒，复述原委请序。蒋溥序作于乾隆十八年癸酉嘉平月，称“今年春香河令董子天工谒余，道故之余出此志属序”。杨锡绂序作于乾隆十九年孟冬，称“今年秋董子以候任来考，延接之余出所志武夷相正，且请予序”。来谦鸣序则称“庚午秋再摄郡篆，适崇邑董君典斋升迁东鲁观城尹，缘丁内艰读礼家居，慨然汇编山志，而远来问叙于余”。五序时间集中于乾隆十七至十九年，可推知该书编纂完成并刊刻约在乾隆十八年前后。序文作者多为乾隆朝重臣与地方大员，史贻直官至文渊阁大学士兼吏部尚书，蒋溥为协办大学士、户部尚书，孙嘉淦为吏部尚书，杨锡绂署吏部尚书、都察院左都御史，来谦鸣为福建分巡延建邵道布政使司参政，他们的序文不仅评价该书，也反映武夷山在清代士大夫文化中的崇高地位。

该书内容据序可略知：前有绘图总志，后分九曲，随载古今艺文，涵盖川岩洞壑、楼观亭台、圣贤仙佛、碑记韵歌，并涉及星野、形胜、祀典、颁赐、山图、古迹、名贤、艺文等。其编纂意在汇辑旧志、删繁补缺，使武夷全胜毕备，供卧游者披图阅志，如身历其境。本次仅见前20页，正文九曲及艺文等具体内容尚待后续补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