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功县志三卷 七篇 卷首

《武功县志》是明代康海所撰的一部著名地方志。全书共七篇，以“史法为志法”，将司马迁《史记》的义例运用于邑志编纂，故历来被视为明代方志中的典范。本次OCR所见为清乾隆二十六年重刻本卷首部分，包括玛星阿序、孙景烈序、吕柟原序、赵崡重刻序、张洲后序以及诸家评语，正文尚未展开，但据此已可考见该志的编纂宗旨、篇目结构、版本源流与后世评价。

据吕柟原序，康海撰《武功县志》七篇，“地约而不漏，建置则而有据，祠祀先今而后古，官师直书而劝戒自形，人物之志浩乎其无穷”，又谓“选举崇义而黜利”，可知七篇大略为地理、建置、祠祀、田赋、官师、人物、选举，内容涵盖沿革、山川、古迹、风俗、官署、学校、祠祀、田赋、物产、官师、人物、科贡等。吕柟称其“简而有体，质而弥文，辞直而事核，善恶并述以寓劝惩，无虚恢，无隐避，为实录而近理论者比之太史公书”。玛星阿序亦云：“對山蓋以史法爲志法者，讀遷史則知斯志之善矣”，并逐篇评述其经济之学与治理关怀，认为田赋志“言之洞然惻然”，官师志“善恶并列足为劝惩”，人物、选举二篇“可互观”，贤才辈出、科第联翩必归诸政教。何景明序则从“地亩由狭而广，户口由寡而众，赋役由省而兴，财费由约而靡，业产由富而贫，地利由饶而减，民性由强而弱，风俗由厚而漓，吏治由良而奸，人才由实而虚，文教由振而委”立论，借志书揭示一邑盛衰升降之渐，可见康海此志并非单纯地理记录，而寓有经世劝惩之意。

此本为清乾隆二十六年重刻。玛星阿序作于乾隆二十六年辛巳重阳前一日，称其自丁丑秋奉檄来邑，取志读之，初疑七篇为简，竟读始知其不可增，又惜原刻鱼鲁混淆，或有点窜动移，遂在籍太史孙酉峯先生校雠评注基础上付梓。孙景烈序作于同年九月，称原刻无藏，翻本多豕亥相淆，尤病其失作者本色，近得张子莱峯所藏善本与他刻相参，正其讹谬，阙其所疑，并以素所管窥妄加评点略注，命次子峦录存。张洲后序作于同年十月，述其家藏原刻善本，取以详校订正，用还对山之旧，七篇复成完书，更以平日心得或参考诸史集者为评且注；邑侯玛公刻康对山文集既竟，因续付梓，匝月工竣。由此可见，乾隆重刻本是经过孙景烈、张洲等校订评注、玛星阿主持刊行的版本，较原刻更多评注与附录。

卷首所附诸家评语，汇集胡可泉、石邦教、王阮亭、宋牧仲、陈榕门等人对康海《武功县志》的评价。王士禛（阮亭）屡称“前明郡縣之誌無愈秦者”“文簡事覈訓詞爾雅無如康對山之武功志”，并将其与王汉陂、吕泾野、韩五泉、乔三石、胡可泉、赵浚谷、孙立亭、张光孝等秦地志书并称。宋牧仲题诗有“简洁居然并马班”之句，陈榕门谓其“文简事核，凡所纪载悉关国计民生、人心风俗，确乎可传，可为志乘之极则”。这些评语进一步确立了《武功县志》在方志史上的典范地位。本次仅见前20页，正文七篇及评注全貌尚待后续补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