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通志

《浙江通志》为明代嘉靖间所修浙江一省通志，明嘉靖辛酉（四十年，1561）刊本。卷首有徐阶《浙江通志序》，序中称“浙江故未有通志，今为志若干卷，凡若干万言”，由总督军务太子太保兵部尚书兼右都御史梅林胡公谋划，诸巡按御史际岩周君、春洲崔君等参与，前提学副使方山薛应旗所辑。徐阶自言往昔督学于浙，巡按御史西墅张君曾属以志事，他裒集郡志，与南京兵部尚书克斋李公、礼部右侍郎兼翰林学士浔阳董公相与考订编次，业已有绪，却因私挠与迁官而未果；三十年后，梅林胡公以御史首蒙简擢，建节握符，以平贼为事，在倭夷入犯、东卤绎骚、调饷发兵之际，仍有余功以成此志。徐阶因此感叹梅林公雄才伟略有大过人者，并强调“志之体与史相类，其要在纪政治之得失，垂诸后来，使足为劝戒，非徒炫博逞奇而已”。他特别指出，观山川之形势可以得战守之宜，观兵数之多寡可以识选练之术，观户口之登耗、田畴之芜辟、风俗之醇浇可以动撙节爱养之思，又遍观前轨之得失而使庶政各以时修，这正是作志之意。

卷首又有《浙江通志例义》，详述编纂体例。其文称古者列国皆有史官，晋之乘、楚之梼杌、鲁之春秋，体例不必同，要皆掌记时事、用垂法戒；汉以下作史者率宗迁固，体例大都有纪、世家、志、表、传，皆国史也。在一县则曰县志，在一府则曰府志，在一省则曰通志，志者止具史之一体，是外史之义，不当强立纪志表以僭拟国史。又说明《浙江通志》所志为一省十一府一州七十五县，括方千百里之地、上下千百代之事，必樽采约收、微辞广义，勒成一家之言，方可垂之久远。其具体原则包括：两浙地理方域称谓沿革古今相湮，今扩图乘、稽见闻，以求名实不爽；府州县次第悉遵《大明一统志》先后书之；山川取其望者，丘泽、水利、古迹、陵墓、桥梁附见，若地势要害、时事得失无所系者则略；布按诸司建置列于总制、抚巡及诸部署之后，以尊制使；贡赋据旧所定制纪其常，因时随事或有加者，恐为他日取盈之地，不书；祠祀唯祀典所载或协于人心公义者书，余皆削；前代官师载在史乘，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者皆因年代先后据事直书；今之仕者，贤而名实显著、载籍可稽者书之，论识未定者姑阙，见存于世或已亡而出身在五十年内者，虽政绩有闻亦俟论定不书；人物在前代者多已见于官师志则不重载，近时人物唯采其贤而显著、载籍可稽者书之，见存及亡而出身五十年内者虽贤不特书；古今列女载于史传、信于乡邑者志其尤以示观；选举在本朝者止载乡试，进士附见；两浙古今人文章多不可胜载，故列艺文志以纪名氏并著作之目，所未及见者不能书；两浙负山滨海，古今屡警，志经武庶有事时可以酌而用之；宋南渡都临安，其君臣政事治理得失及后妃诸王戚属备载国史，外志不当僭及，唯书其都会；通志之作大都有裨于吏治民生、人伦物理，彰往迹为后鉴，非以炫传务奇、崇饰观听，故有志所未及者咸于杂志录之。

据总目，全书门类包括目录弁小叙、例义、全浙地里图、地里志、建置志、贡赋志、祠祀志、官师志、人物志、选举志、艺文志、经武志、都会志、杂志。所见目录中，地理志分卷列杭州、严州、金华、衢州、台州、温州等府；建置志、贡赋志、祠祀志、官师志、人物志、选举志、艺文志、经武志、都会志、杂志等各有分卷，官师、人物多按汉吴、宋齐梁陈、唐、宋、元、本朝等时代编排。此本为明嘉靖辛酉刊本，前20页保存序、例义、总目及部分目录，是考察明代浙江通志早期编纂、体例与版刻的重要资料。本次仅见前20页，后续内容待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