贼情汇纂（一）（二）

本书为《贼情汇纂》一、二册，题“中华文史丛书之六十四 民初刻本影印 王有立主编 华文书局股份有限公司印行”。卷首有牌记“贼情汇纂 壬申十一月 盔山精 全印”，正文前有张德坚序，末署“咸丰五年乙卯七月中澣甘泉张德坚诚”。据此可知本书原书成于清咸丰五年（1855），为清军镇压太平天国时期由张德坚总纂的情报汇编，本次所见为华文书局据民初刻本影印的《中华文史丛书》本。张德坚序详细叙述了本书的编纂缘起和过程，是理解本书性质、体例和史料来源的关键文字。

据张德坚序，太平军起事之初，清方对其“诡秘不易知”，自粤至楚残破数千，两年间清方“犹不能确指贼目为谁某”。咸丰癸丑（1853）正月清军收复武昌后，鄂人被胁从太平军者络绎逃归，留心时事之士始获咨询笔记。张德坚因好闻贼情，凡有采辑手辄录记；又随吴文节公至堵城，常易装往来贼巢，所见行阵之士、被掳逃人、受害乡民不可胜计，留心访究，随时记载，居然成帙；并在节辕供役时屡发俘贼难民鞫问，摘录供词甚夥，遂综核编辑成《贼情集要》一册。甲寅（1854）九月，曾国藩克复武汉后驻节汉江，张德坚录《贼情集要》上呈，初无自荐之心；后曾国藩连克蕲州、田镇，俘获贼中文籍汗牛充栋，更得彼中有心计者来归，出俘件使辨之，所指悉不谬，以前上之册互证亦多符合，遂檄调张德坚赴武穴行营，设采编所编辑《贼情汇纂》一书，以德坚为总纂官，邹汉章、方翊元、邵彦烺副之，别委李楙、程奉璜为分纂，增委廖文凤、潘敬暹、谭光藻、谭光炳、黄炳烈充缮校之役。乙卯（1855）正月太平军复上犯武汉，移局长沙，同佣星散，惟程奉璜终始相依，邵彦烺亦旋由金口来会。序文还详论“贼情不易知”的六端：犬羊之性有剿无抚、信使不通间谍不行；陷贼冠裳乘间幸脱方百喙自解、掩饰被掳之名；俘获之贼推鞫时自计必死，非夸大取快即哀号乞命；胁从乡民虑其隐讳，赦释后问之亦多虑陋；偶得充伪官有才识者，贼计至密、贼令至严，所知仅一馆一衙之事而不能知贼之全局；探役惜命，虽诱以重赏未肯入贼巢，能回报者无非探附近居民之言，依然隔膜。但序文又指出，恃一人欲全知固不能，苟得一人知数事，积百人即可知数百事，更于此数百事中积核而抉择之，自可得可信之百数十事，以俘件勘证之、彼中来归者诠释之，鬼蜮情形又将奚遁。序文特别表彰程奉璜“权奇倜傥，机智过人”，佯为计划尽其事，贼既受其笼络且弛其禁，得至各军各馆潜察而默识，欲乘间得脱，且相随自江宁至武昌，以故所知为独详且确。张德坚称本书“恃程生为耳目，复广搜博采，多收而严核之，闻自何人见自何处更一一详注之，删所诬存其实，统成书十二卷，总目九，分目五十八，附目二十七，图七十一，于彼中一举一动纤悉靡遗，贼情于是乎大备”。这些记载既说明本书的史料来源和编纂方法，也反映其作为清军情报汇编的性质。

正文卷一为“原委官绅衔名”，列总纂官六品衔湖北即补府经历县丞张德坚，同纂官湖南益阳县训导邹汉章、六品衔候选从九品顺天邵彦烺、湖北兴国州廪生方翊元，分纂湖南巴陵县生员李楙、六品军功江苏上元县文童生程奉璜、湖南候选从九品谭光榘、湖北兴国州生员潘敬暹，缮校六品军功湖北咸宁县生员廖文凤、江苏甘泉县文童生黄炳烈、湖南邵阳县文童生谭光炳；又列“移局长沙纂书官暨延请缮校生童各衔名”，包括总纂官张德坚、同纂官邵彦烺、分纂官程奉璜，缮校湖南长沙县监生刘瀛甲、六品军功湖南长沙县文童生周寿眉、六品军功湖南善化县文童生聂起荣、湖南善化县文童生俞锡沆、湖南湘阴县文童生李鼎元、江苏甘泉县文童生黄炳烈等。这些衔名详载编纂人员的官职、功名、籍贯，为研究本书编纂组织和清代幕府文化提供了具体材料。本书作为太平天国时期清方编纂的情报汇编，系统记载太平军的组织、制度、军事、人物、文告、服饰、旗帜、印信等情状，是研究太平天国史、清代军事史和近代情报史的重要史料。本次仅见前20页，后续内容待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