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史纪事本末一百零九卷 第六册

本书为《宋史纪事本末》一百零九卷之第六册，清光绪二十四年刊本，内容为卷三十四至卷三十六，卷端题“宋史纪事本末卷三十四”“高安陈邦瞻增订”“明临朐冯琦原编”“太仓张溥论正”。本册以纪事本末体记载北宋英宗一朝史事，分“英宗之立”“刺义勇”“濮议”三个专题，每卷末附张溥史论。

《英宗之立》卷，起仁宗景祐二年（1035）育宗室子宗实于宫中，至英宗治平元年（1064）韩琦等促曹太后撤帘还政。正文详载仁宗无嗣，取濮王允让之子宗实（即英宗）养于宫中；嘉祐元年（1056）范镇首上建储疏，前后十九章，待命百余日，须发皆白；司马光、欧阳修、包拯、吕景初、赵抃、吴奎、刘敞等相继力请；韩琦入相，怀《汉书·孔光传》以进，与曾公亮、张昇、欧阳修极言；司马光上疏言“定策国老、门生天子之祸”，帝大感动；嘉祐七年（1062）立宗实为皇子，赐名曙；八年仁宗崩，英宗即位，曹太后垂帘，因疾与太后有隙，韩琦、欧阳修调护两宫；治平元年韩琦取十余事禀帝裁决悉当，遂请太后撤帘还政。卷末张溥论历代帝王继嗣之事，谓“昌陵友让而身失天下，昭陵圣德而后宫不育，阜陵大孝而家有逆子”，又论“厚陵以濮安懿王第十三子四岁即养大内”，赞韩琦、欧阳修调护之功。

《刺义勇》卷，起英宗治平元年（1064）十一月刺陕西民为义勇军，至司马光六疏力言不便而不听。正文载韩琦言三代汉唐籍民为兵之利，请于陕西诸州点义勇，止刺手背，诏从之，命徐亿等籍陕西主户三丁之一刺之，凡十五万六千余人，民情惊扰而纪律疏略不可用；司马光上疏力言康定、庆历间籍民为乡弓手、刺充保捷之害，谓“陕西之民比屋凋残，至今二十余年终不复旧者皆以此也”，连上六疏不听，乃至中书与韩琦辨，韩琦以“兵贵先声”为说，司马光谓“兵贵先声为其无实也，独可欺于一日之间耳”，又谓“朝廷尝失信于民，未敢以为然”，韩琦不从而竟为陕西之患。卷末张溥论宋初民兵之制，谓韩琦议刺义勇“要即土兵而精之，非有创制变法”，司马光力诤乃“忧戍边耳”，并论“行琦之法，用光之言，三路义勇专卫乡里以为战守”，则“中原雄视敌国不亦可乎”，惜王安石变义勇为保甲，分番戍守，军民两废。

《濮议》卷，起英宗治平二年（1065）四月诏议崇奉濮王典礼，至三年正月吕诲、范纯仁、吕大防等因论濮议被贬。正文载司马光奋笔立议，谓“为人后者为之子，不得顾私亲”，请“濮王宜准先朝封赠期亲尊属故事，尊以高官大国”；王珪等议“濮王于仁宗为兄，于皇帝宜称皇伯而不名”；欧阳修引《丧服大记》谓“为人后者为其父母降服三年为期而不没父母之名”，请下尚书集三省御史台谏议；太后手诏诘责执政，帝诏权宜罢之；吕诲、范纯仁、吕大防引义固争，劾韩琦“专权导谀”、欧阳修“首开邪议”，章七上不报；太后手诏尊濮王为皇、夫人为后，帝下诏谦让不受尊号但称亲，即园立庙；吕诲等缴纳御史敕诰家居待罪，帝命出御史，吕诲知蕲州，范纯仁通判安州，吕大防知休宁县，赵鼎、赵瞻、傅尧俞、韩维、司马光、吕公著等皆请与俱贬，不报。卷末附程颐论“言事之臣知称亲之非而不明尊崇之礼”，及欧阳修《为后或问》上下篇，详辨“降而不绝”之义，谓“服可降而父母之名不可没”。

全书以纪事本末体编排，每卷记一专题，起讫分明，末附张溥史论，品评人物得失、制度利弊。本册所载英宗之立、刺义勇、濮议三事，均涉及北宋中期皇位继承、军事制度与礼制争议，是研究宋英宗朝政治史、制度史与礼制史的重要文献。版本方面，书名冠“宋史纪事本末一百零九卷第六册”，本册为第六册，清光绪二十四年刊本。本次仅见前20页，主要为卷三十四至卷三十六部分内容，卷首序跋、全书总目及其他册内容未见，后续内容待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