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策

本书为《战国策》明嘉靖三十一年（1552）吴郡杜诗覆宋刊本前20页，卷端题“战国策校注一之三”，前20页主要保存刘向、曾巩、鲍彪、吴师道、陈祖仁诸序及《国策目录》，是考察《战国策》文本流传、注释系统和明代覆宋刊本面貌的重要材料。

据刘向序，中秘所藏《战国策》本错乱相糅，又有国别者八篇，不足，刘向因国别者略以时次之，分别不以序者以相补，除复重，得三十三篇；书中本号或称《国策》，或称《国事》，或称《短长》，或称《事语》，或称《长书》，或称《修书》。刘向以为“战国时游士辅所用之国，为之策谋”，宜名《战国策》。其书记事继《春秋》以后，讫楚汉之起，二百四十五年间之事。刘向序还论周室自文武始兴、崇道所耻，战国之时君德浅薄，谋策者不得不因势而为资、据时而为，其谋扶急持倾，为一切之权，虽不可临教化，而兵革救急之势，皆高才秀士度时君之所能行，出奇策异智，转危为安，运亡为存，亦可喜、皆可观。此序奠定了《战国策》作为纵横家言论汇编的基本性质。

曾巩序则从“刘向所定著《战国策》三十三篇，崇文总目称十一篇者阙”谈起，称其访之士大夫家，始尽得其书，正其误谬而疑其不可考者，然后三十三篇复完。曾巩批评刘向“惑于流俗而不笃于自信”，认为孔孟明先王之道，因时适变而为当世之法，战国游士则不知道之可信，而乐于说之易合，偷为一切之计，论诈之便而讳其败，言战之善而蔽其患，卒至苏秦、商鞅、孙膑、吴起、李斯之徒以亡其身，而诸侯及秦用之亦灭其国。但曾巩又主张，君子禁邪说，应“明其说于天下”，使当世之人皆知其说之不可从，后世之人皆知其说之不可为，然后禁之、戒之，不必尽灭其籍；《战国策》上继春秋、下至秦汉之起，载其行事，固不得而废。此序体现了宋人对《战国策》既批判又保存的文献态度。

鲍彪序作于绍兴十七年，称“国策史家流也”，其文辩博，有焕而明、有婉而微、有约而深，为太史公考本；但自汉称为《战国策》，杂以短长之号，而有苏张纵横之说，学者讳之置不论，非也。鲍彪认为史氏之法具记一时事辞，善恶必书，初无所决择，楚之《梼杌》书恶，鲁之《春秋》善恶兼书，司马《史记》、班固《汉书》有佞幸等列传，学者岂可一舉而弃之。他称旧有高诱注疏略无所稽据，注又不全，于是考《史记》诸书为之注，定其章条，正其衍说而存其旧；地理本之《汉志》，无则缺；字训本之《说文》，无则称犹；杂出诸书亦别名之；人姓名多不传见，欲显其所说，故系之一国；亦时有论说以翊宣教化，可以正一史之谬、备七略之缺，以之论是非、辨得失而考兴亡，亦有补于世。序末署绍兴十七年丁卯仲冬二十有一日辛巳冬至，缙云鲍彪序。

吴师道序作于泰定二年，先述先秦之书惟《战国策》最古、文最讹舛，刘向校定已病之，曾巩再校亦疑其不可考者，后汉高诱为注，宋尚书郎括苍鲍彪诋其疏略缪妄，乃序次章条、补正脱误、时出己见论说，用意甚勤。吴师道认为高注疏略信然，而鲍氏“缪妄”则鲍氏自谓；他取吕祖谦《大事记》间取鲍说而序次之，世亦或从之，若其缪误虽未尝显列，而因此考彼居然自见。吴师道批评鲍彪专以《史记》为据，不知马迁之作固采之是书，不同者当互相正史，安得全是哉；又批评鲍注于名物人地差失、论说悖义害正之处，主张“存古”“阙疑”，参姚宏本、质之《大事记》，“存其是而正其非”，以明事迹之实、求义理之当。序末署泰定二年岁乙丑八月，金华吴师道序。陈祖仁序作于至正十五年六月，述吴师道校注《国策》考核精甚，刘瑛廷修取于其家且刻梓学宫，请序于祖仁；序中论周衰列国兵争、辞命犹出入诗书、援据遗礼，至战国而坏烂莫存，游谈驰骋之士探巧合、疆辩深语以斗爭诸侯，卒之诸侯不能有其国、大夫不能有其家，苏秦之属不旋踵势败而身僨，故《国策》之书虽为季世之习，而其策则先秦之遗，吴君校注“事核而义正，诚非鲍比”。

前20页还保存《国策目录》，列东周第一、西周第二、秦一第三、秦二第四、秦三第五、秦四第六、秦五第七、齐一第八、齐二第九、齐三第十、齐四第十一、齐五第十二、齐六第十三、楚一第十四、楚二第十五、楚三第十六、楚四第十七、赵一第十八、赵二第十九、赵三第二十、赵四第二十一、魏一第二十二、魏二第二十三、魏三第二十四、魏四第二十五、韩一第二十六、韩二第二十七、韩三第二十八、燕一第二十九、燕二第三十，可见刘向定著三十三篇的国别次序及鲍彪、吴师道整理后的目录面貌。版本方面，本书为明嘉靖壬子三十一年吴郡杜诗覆宋刊本，前20页保留诸家序文、目录及钤印图像，印文未识；覆宋刊本对考察《战国策》鲍彪注、吴师道校注的版本源流、明代吴郡刻书及《战国策》文本传播均有重要价值。本次仅见前20页，后续内容待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