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庙留中奏疏汇要

《神庙留中奏疏汇要》为明代董其昌编纂的万历朝留中奏疏汇编，本次所见为明朱丝栏钞本前20页。卷首保存董其昌天启四年四月初三题本及《神庙留中奏疏汇要表》，是考察本书编纂缘起、进呈经过、内容结构与编纂宗旨的核心资料。

据题本，天启二年八月初五日吏部一本奉圣旨：“董其昌题充纂修官，俟《泰昌实录》稿成，前往南京辑邸报等册，以备考订供用，就被支给，完日回馆供事。”董其昌于十月前往南京，将河南道所藏邸报“摘其未奉旨者一一录出”，太常寺祠祭司督遣僧道助写，仅得十分之三；因应天府例无工食，书充栋而就绪为难，仍归里大集书佣，给以纸笔，虽奉有支给之旨而不敢破用官帑。又差中书沈僎亦录七年通共若干张，槃为三百本，“但据原本对录，以备史官取材征实，无所点窜”。后蒙翰林院待诏宋启明、中书朱正色守催。题本还说明其“删繁举要之义”：四十八年留中之疏，“有事因疏而传，言不以人而废”，凡关于国本、藩封、人材、风俗、河渠、食货、吏治、边防，议论精凿可为后事师者，别为选择，仿史赞之例，每篇系以笔断；其他请朝讲、请祭祀、请起遗佚、请罢矿税、请下章奏、请补废官、请蠲内帑等“昔之所急、章满公车者”，因“上励精图治，皆见施行”，今之谋国尤有进于此者，故略存一二而已。全书共四十卷、目录一卷，别表进呈。题本又论史之笔削关乎劝惩，每朝纂录于三品以上大臣皆有小传，而《实录》于郭希颜、胡宗宪、唐顺之等多有贬词，未协舆论，主张“正史所书不公，则私史之所记益杂”，并荐南京太常寺卿李维祯“出入四朝，囊括百代”，可当纂修之任。四月初六日奉圣旨：“这录完邸报并选订章奏多卷，具见纂辑勤着，送史馆采用。李维桢既即与推用，该部知道。”

《神庙留中奏疏汇要表》为进书表，以骈体铺陈，称“君有举而必书，国之彝典；后从谏而作圣，治之善经”，述“典谟之书亦经亦史”，自堂帘既远、上下不交，议论由简而繁，纠绳以笔代口，雷霆摧而噤同仗马，云雾堕而牍可汗牛，非有淘汰之功，孰冀涓涘之益。表文称“我明开四十八年之太平”，神宗“留中之疏”经董其昌“删繁举要”，凡关国本、藩封、人材、风俗、河渠、食货、吏治、边防者别为选择，每篇系以笔断；其他请朝讲、祭祀、起遗佚、罢矿税、下章奏、补废官、蠲内帑等，略存一二。表末称“书凡四十卷、目录一卷，敬随表进”。

卷首目录可见“吏部类”卷之一至卷八及“户部类”卷之一的部分条目，所收疏题涉及吏部署部事右侍郎萧云举、大学士沈鲤朱赓、山东等道御史叶永盛、户科给事中官应震、吏部署部事兵部尚书王象乾、河南道御史牛应元、礼科给事中戴章甫、吏部文选司主事赵邦清、河南道御史马经纶、翰林院庶吉士刘刚、浙江巡按杨鹤、刑科给事中陈伯友、礼科给事中亓诗教、兵科给事中胡嘉栋、吏科给事中张延登、吏部尚书赵焕、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张养蒙、吏科给事中邹元标、左佥都御史郭惟贤、直隶巡按况上进、吏科给事中姚士慎、云南道御史史记事、山西巡抚魏允贞、户科给事中刘文炳、户部等衙门尚书赵世卿、直隶巡按杨廷筠、吏部等衙门尚书李戴、湖广巡抚郭惟贤、吏科左给事中程绍、左都御史温纯、礼部左侍郎李廷机、大理寺署寺事右少卿王士昌、吏部文选司等官陆卿荣、浙江道御史夏之臣、贵州巡按杨鹤、贵州巡按沈珣、陕西巡按林道楠、陕西巡按牟志夔、江西道御史唐世济、吏科右给事翁宪祥、吏部文选司署员外事主事董应举、吏部等衙门尚书赵焕、浙江道御史何尔健、刑部给事中张凤翔、礼科给事中戴章甫、左都御史温纯、礼部主客司添注主事聂云翰、南京四川道御史陈煃、河南道御史黄纪贤、刑科给事中陈伯友、吏科给事中张延登、吏部署部事左侍郎杨时乔、户科给事中官应震、吏科右给事中翁宪祥等，涵盖万历朝吏部、户部及都察院、六科给事中、地方巡按等多方面奏疏，是研究万历朝政治、人事、财政、边务及君臣关系的重要史料。

从版本看，本书为明朱丝栏钞本。朱丝栏钞本为明代官府或私家精钞常见形式，本书卷首题本、进书表、目录及正文均以朱丝栏格纸书写，保存了进呈本或精钞本的面貌。董其昌以书画名家而预修国史，本书所辑万历四十八年留中奏疏，经其“删繁举要”、每篇系以笔断，兼具史料汇编与史评性质，对研究晚明史学、奏疏文献整理及万历朝政治具有重要价值。本次仅见前20页，后续内容待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