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太宗文皇帝实录

本书《清太宗文皇帝实录》为清代马佳图海纂修，钞本，本次仅见前20页。卷端题“大清太宗应天兴国弘德彰武宽温仁圣睿孝文皇帝”，述清太宗皇太极事迹。据OCR前20页，全书以编年体记载太宗一朝军政大事，内容涉及太宗家世、即位、征朝鲜、征蒙古、攻明朝及内政措施等。

开篇述太宗为太祖武皇帝第四子，生母为孝慈昭宪纯德贞顺成天育圣武皇后孟古姐姐，叶赫国王杨机奴贝勒女，年十四适太祖。太宗生于壬辰岁十月二十五日辛亥申时，即明万历二十年（1592）。文中称其“面如满月，仪姿琮丽，器量宽宏，端重恭敬”，并述其少年时“骨格奇伟，面如赤日，龙行虎步，举止异常”，三岁能记忆，七岁太祖即以对内事相委，自能料理。天命十一年八月十一日太祖崩，大贝勒代善及其子岳托、萨哈廉等相议，以太宗才德冠世、深得人心，议立继位。太宗固辞再三，自卯至申，不得已而从之，遂于九月朔庚午吉日即位，时年三十，改明年为天聪元年。即位诏安民，凡汉官汉民从前有商议逃走及与奸细往来者，纵有人举首，概不究问；有已逃在外追获者杀无赦，有欲逃未行者首告亦不究。诏下，汉官汉民皆大悦。

天聪元年丁卯，命阿敏贝勒等率大兵从朝鲜地方入岛，寻击明朝总兵毛文龙；又遗书宁远巡抚袁崇焕，述“我国受七大恨，实难容恕，遂告天兴兵”，并致书蒙古，称“我从来行事以理，善者不欺，恶者不避”，征朝鲜因其助明侵我。阿敏领兵征朝鲜，朝鲜国王李倧弃京城，携妻子逃遁江华岛，尽得其地，李倧差其弟原昌君来讲和，遂尽返其地，因与之盟。同年，插汉儿、阿喇克绰特、巴儿把土鲁、门打刺绊、并儿扎木苏贝勒等来降，赐庄田九处居之；东方开克里国来朝；发给金给穷民娶妻。

天聪二年戊辰，率师征多罗特国，多里吉哈谈把土鲁中伤走，获其妻子，分户为民。命济尔哈朗贝勒率兵攻收逃至蒙古地方居住之库持他布能部众。命阿布太贝勒等掠地看锦州城垣，授以方略，仍遗书明朝大臣，称“尔国钱粮烦征，盗贼频起，又闻插汉儿国今岁不自耕种，欲加兵尔国以食尔粮，尔以何兵敌我，又以何兵敌插汉儿，我欲罢兵和好，共享太平”。又遗书朝鲜，令严守疆界，恐滋生事端。

天聪三年己巳，谕众大臣当忠心为国，安养小民，凡事身任，尽心办事，若在屯中往来，须自备食用，有擅取民财者罪而赦。命分文士为两班，翻译古书，以历代帝王得失为鉴。谕凡满汉蒙古人等有抱忧国爱民奇策异谋者，各尽情来告，择而用之。征瓦儿哈兰，令勿杀人，勿私俘人为奴，凡所俘编为户口养之，官军不得自私一物。考校诸生，凡在王府及满汉蒙古部下者尽数令出，命官公同考试，分三等赏有差，免差徭。是年十月统大兵南行，攻开龙井关及洪山口，直抵遵化，十一月至蓟州，过三河，渡通州河，迁围北京。诸贝子大臣将攻城，太宗曰：“若克之，天佑我或亦可得，但我恐失一二贤臣，即得之亦不为喜。我视我兵如所生贤子，生于贤父母，虽不与产业，自能成立；如系不肖，虽多积以遗之，未必能守也。凡我兵当善养之，藏锋蓄锐，一遇从征，自无敌矣。”遂令勿攻城。十一月十五日渡通州河，二十日至北京城，袁崇焕、祖大寿兵来援，我兵败之。二十七日袁崇焕、祖大寿复聚败兵于城东南，立营坚壁，我兵将战，乃返前一步列阵，太宗令曰：“子非从人少，许视其坚瑕，见无隙可乘，纵得入伤我兵而胜敌人无益，且任其支持，不过我非所溃之兵耳。”遂不战而回。先是副将高鸿中、参将鲍承先、宁完我、大海榜式等与先得二太监时同伐，兵之日，高鸿中、鲍承先各依计坐近二太监，故作耳语状，言“今日撤兵乃上计，策向敌人敌营二人拟至，为交话久之方去”，想是袁都堂与我通谋大事，日下可就矣。时杨太监佯卧，切记于心。二十九日纵杨太监入京城，遂将高鸿中、鲍承先之言尽奏于明朝皇帝，召袁崇焕入城，磔之。祖大寿大惊，率部下兵奔回锦州。

天聪四年，遣使致书于明，曰：“两国相攻，生民可悯，且身在行间，亦不遑安处。今欲盟诸天地，以结和好，使两国子孙苍生共享太平，不然兵戈不止，何时安静？故特持书诚和，惟裁示之。”又致书明朝大臣，云：“我欲罢兵和好，共享太平，乃屡告不从。自起兵以来，曾六次致书，而竟不答，岂以城下之盟为耻，抑以我兵之速回为幸耶？我若于此屯兵耕种，使民必至失业，我所以速回者，不忍官军庶民惨罹锋镝也。”是年四月十八日朝鲜国王弟来朝，二十五日大宴朝鲜国王之弟，五月初二日太宗出猎，大贝勒坠马，次日诣大海、龙什二榜式曰：“非猎想不合于道乎？二大贝勒之坠马，天或以务田猎而废大事，故特示儆戒耶？”六月初五日议阿敏贝勒失永平之罪，太宗不忍谋免死，下狱。十八日太宗所养永平、迁安官民尽为阿敏贝勒所杀，其妇人幼子分给众兵携至，太宗闻之曰：“吾留养之官民已被屠杀，其妇人幼子奈何复令为奴耶？凡此孤儿寡妇，务令安插得所，仍以房屋粮食衣服给之。”十二月十八日太宗出猎，大贝勒部下蒙古猛科射雉误中太宗衣，未及体，大贝勒急趋于前泣曰：“凡干宾天立贤弟于上以为众主，为兄奴所射，倘不测奈何？”欲射之，太宗曰：“姑缓之。”大贝勒不从，太宗令杨古里额驸守护之，不见于上，曰：“宥此误射之人，令国人知之，岂非善事？”遂鞭而释之。是岁雨中大饥，诸物腾贵，斗粮价值八两，人相食，偷牛盗马杀人者给给不止，大臣入奏云刑杀若不严行，盗贼必不能息，太宗曰：“国中王粮民皆饿死，是以盗起，今后捉获到官者鞭而释之，未发觉者先宽，蛰民艰食，罪在于予。”遂减刑罚，发粮赈饥民。

天聪五年辛未，下诏曰：“旧时大臣绝嗣，散其家产，大非所宜，以后功臣无后者，家产勿动，准验养其妻。”初造红衣大将军炮成，铭曰“天威助祐大将军”，造炮自此始。敕佟养性曰：“汝当秉公率属，抚绥军民，殚竭心力，勉励职业，勿视枢故旧而徇私宽纵，勿怀恨仇雠而凌夺，毋负我委任。”太宗至文馆，问榜式库里缠所修何书，对曰：“实录，记上所行事。”太宗曰：“如此予不宜览。”又取大海榜式所修式经观之，见投鉴事，曰：“观此乃主将欲得士卒之死力也。”遣使与朝鲜书，曰：“昔与我为敌者，明朝、蒙古、贵国三国也。今插汉儿远避黄河之东矣，去岁成吉思汗之四弟与其子姓率国远来归附，喀喇沁亦倾国来归，明朝近边住牧三卫尽来宾服矣。”三月二十日太宗致书于两大贝勒并及参预国政诸贝子曰：“花议定尊我为一国之主，顷闻国人皆有怨声，岂有政治和平而怨者乎？此皆刑罚不中，我之过也。己有过何能自知？常观者必明。自后凡有过失及有益国家当速行者，惟欲两兄长咎迪佑之。”又谕十贝勒，又谕八大臣，皆切责求治之言。五月十一日遣原任总兵官那木泰与晃尔格率精兵往探恢复大凌河之虚实。二十七日发兵五千余往江南海岛，谕两主帅以留心律令，不得懈怠。六月二十日观定功臣袭职例。七月初八日召集众贝勒大臣会议，建立六部衙门，各部设统摄政参政启心郎，禁同族配合，又定各贝勒偏断死罪及偏断杖罪之罚。谕曰：“向日官员获罪，一概削职，自今以后，遇有功者有超升之功，亦有钦升之功，量功升之；遇有罪者有削职之罪，亦有降罚之罪，量罪罚之。”初九日谓贝勒大臣曰：“凡予与众人所行之非，尔辈知何不言？即予身未尝无过，议论国事时，常言及，良为已之过失，岂可隐乎？凡人有过，何不反求诸己？”十八日贝勒大臣会议，添注管兵营将，每固山额真一员，左右梅勒额真各一员，每甲喇甲喇额真各一员。八月太宗闻明总兵祖大寿恢复大凌河城，亲起兵往征，传檄归服诸部蒙古贝子大臣各率所部兵马来会。二十八日大兵渡辽河，谕曰：“当此上天眷祐之时，所得汉人若父子夫妻离散，并剥衣服，最为不善，似此盗贼之行，尔诸将宜再行晓谕。”又曰：“战则用人，死则不恤，难役故命？如死则嗟叹痛哭，伤则亲为抚问医治，方可为固山额真。尔等惟在法令严明，爱惜士卒，则诸兵效命于前矣。”八月初七日太宗率大兵四面围大凌河，抱濠筑墙，以为持久之计。十一日射书谕城中蒙古，令其出降，略曰：“天下人岂有尽杀之理？惟善养而令之来归，或能尽耳。”十二日总兵官佟养性下一卒以攻台中炮伤足，太宗闻之，命医往治，因日久不能疗，大为悯恤，复谓总兵官等以投醪九应之事。太宗亲身领兵过锦州，援兵突至，太宗以少败众，尽克之。十八日致书于祖大寿曰：“兵者凶器，战者危事，不愿太平而愿战争，有此人乎？我屡次讲和，尔君臣一言未答，因此兴兵。我之所以重将军者，因予僻生东方，但知用兵，至于养民抚兵之道，我实不知；山川之高深，地势之险夷，我亦不晓。战争之事我任之，至于运筹决胜之方，惟将军任之。同其休戚，共享富贵，心之所思，专在于此。”九月二十四日明太仆寺卿监军道张春、总兵吴襄、钟纬等率副将张洪谟、杨华征等共一百余员，马步兵四万来援大凌河，欲解祖大寿之围，过小凌河即挖壕列车营，枪炮等扬整列甚严。我拨兵见之来报，太宗率一翼兵往视，欲令二日击之，见彼所备严整，意在必战，因曰：“余与战恐无益，待其起营时再与战方利。”遂回。二十七日敌人四更起营，向大凌河进发，离城十五里，拨夜来报，太宗与大贝勒莽古尔泰等率满洲蒙古乌真超哈兵共约二万往视之。时敌兵步骑一处立营，大小炮鸟铳周围排列，欲待车营兵至。太宗恐迟，遂率两翼骑兵直冲数营，敌整众以待。及战，炮声震天，炮子如雹，矢下如雨。右翼兵冲入张春营，敌兵遂败，总兵吴襄、副将桑阿里塞等率兵先奔。左翼兵因畏炮火，所分汛地不能冲入，亦随右翼兵而进。冲散之后，观其余兵大半追杀三四十里，总兵吴襄、副将桑阿里塞遁去，其余兵复收整立营。太宗以追杀败兵未至，命佟养性率本国山兵立于敌人营东，放炮发箭。忽天有黑气，我兵营中大风暴起，杀人来势，故火一时大雨忽至，其风反向敌营，敌兵受伤。雨霁，追杀败兵齐至，太宗令收兵，择精锐伏于从兵败走之地，又以大营兵战车遮列于前，擐牙喇及精锐士兵列于后。大营兵推战车与敌相近，马兵齐出，马上射箭冲营，时敌竟不动，炮矢鸟枪如雨相敌。良久，敌畏我箭不能抵敌，遂败走。先杀步兵，后四下追杀马兵，伏兵又起，尽迎而杀之。申时收兵，生擒监军道张春、副将张洪谟、杨华征等共三十三员，副将张计伏、满库、王之敬以下官俱于阵上杀死，总兵吴襄、钟纬、副将祖大乐等率兵败走，其骆驼马牛车仗盔甲器械等物尽获之。遂统生擒官员见太宗，官皆跪，独张春不跪，太宗大怒，引弓欲射之，大贝勒劝曰：“凡阵杀之人，何尝不养育之？观此人以死为贵，杀之则适遂其志。”遂置之。是晚太宗以御用物遣杨式大海、库里缠送与张春，大海榜式曰：“我汗盛德宽恩，以所御用物遣与汝用。”张春曰：“我死心已定，不用此食。汗送来盛意我知之矣，但忠臣不事二主，烈女不事二夫，古有此人，非独我欲为之。若欲生之人，汗养之可也；我为朝廷尽忠求死之人，汗杀之则在汗反有美名，后日汗之臣亦必有为汗尽忠而死者矣。我崇祯皇帝圣明，因亲政大臣奸恶，以我如犬马不比人数。虽然我受命整军，大军既丧，吾身岂有欲生之理？我皇上为大臣所蔽，虽不知我，我必尽臣子之道，有死而已，不求生也。我为尔携性命身体，我不能任艰。”本次仅见前20页，后续内容待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