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朝捷录大全

本书为明顾充所撰《历朝捷录大全》，明末古吴陈长卿刊本。卷首有古吴陈长卿刊记，称《历朝捷录》一书创自廻澜先生，“一时脍炙入口，但流传既久，字迹磨灭，而翻刻诸编尤属臆行删订，于先生字句章法毫厘千里”，故“兹搜原本精刊，自盘古以及有明，汇为一集”，以成“史家之腋白、后学之指南”。次有竟陵钟惺《原序》，论作史之义在昭往训来、美恶具列，其文贵约而该；称古史莫如《春秋》，孔子修之，“篇寡而字严”；马迁、班固博采多闻，简帙省缩，而《史记》每于疏卤处着奇思，描刺画形，神毕出；《汉书》词义精详，志骤整整，不爽尺寸，可谓史之指南；范晔《后汉书》亦知史不贵繁，然刻精剷采，着力字句，支近于削；欧阳修《五代史》足成一家言，而少模写之长。序中盛称顾充“撮其大指，融以己见，断义成篇，汇可二卷，而自周迄宋数千载世代之兴亡、君臣之媺恶、政事之臧否、风俗之盛衰，较若指掌，约而不削，该而不迂，直可凌跨以前诸史”，并期其入史馆后著述不止于此。

卷首又有“通鉴潘氏总论”，引潘荣之说，谓“治天下有道，亲贤远奸明而已矣；治天下有法，信赏必罚断而已矣；治天下有本，礼乐教化顺而已矣”，明则君子进而小人退，断则有功劝而有罪惩，顺则万事理、人心悦而天下和，三者之要在身，身端心诚则不令而行。总论又历数唐虞三代纯用礼乐教化，及其衰也夏以妹喜、商以妲己、周以褒姒而亡国；周室东迁后王政不行，孔子作《春秋》以正王化，孟子陈王道以正人心；秦汉而下安危不一，汉高豁达大度、从谏如流，汉文沉潜而不能刚克，汉武高明而不能柔克，汉昭识上官桀之诈而霍光不学无术，光武有志于治而辅相非其人，唐太宗号为英主而闺门有惭德，武氏、韦后、杨贵妃、藩镇、宦官相继为乱，终至亡唐；宋祖以杯酒释兵权、以儒臣知州、待降王以宾礼，太宗开崇文馆、作兴文学，仁宗恭俭正身、始终如一，英宗谦恭任贤，哲宗初宣仁高后垂帘、任贤不贰，故自建隆至于元祐号称治平之世，人才之盛莫过于是；神宗刻意图治，倾心安石，君臣以尧舜相期，而安石之学执蔽，引用凶邪，反治为乱，卒成靖康之祸；宋之人君仁厚有余而刚断不足，人臣德业有加而道未尽，周程张朱虽为真儒王佐之才，而或指为朋党、斥为伪学，终不能行其道；文天祥拜相于国事既去之余，而能以身任三百年纲常之重，从容就义，为国之光。总论末归结于“正身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百官正则万民莫敢不正，万民正则四裔宾服而天下安”，并论佛老之害、明先王之道之要。

卷首“凡例”称：“是录先生原本始于东周，承紫阳作《纲目》之意也。然初学未涉全史，三皇五帝之略不可不明，况列圣仁心仁政为法万世，存而不彰，尤为缺典，兹特搜采备载，名为大全，庶于古今事迹无余憾云。”又列：“三国止于汉而不及吴魏者，非正统也”；“五代比汉唐宋反加详者，详《通鉴》之所未备也”；“历朝将相臣宰有事不可忽者，俱于本朝帝王下附见之”；“录中有字法句法章法可资举业者，则标出以便熟读”；“录中遇帝王盛举、古今快心之事，不觉击节称赏，则浓加圈点，以自托于《春秋》善善之义”；“旧刻东汉党锢一节、萧梁王僧辨立渊明一节、陈后主童谣一节、宋哲宗欲以元祐为元嘉一节皆误，今悉改正”；“录中详加评断，褒贬信千载之是非也”；“录中用句有以本文用者，有以据实用者，有以援古用者，有以借意用者，有以变文用者”。正文可见大量史评文字，如论汉高、汉文、汉武、汉昭、光武、唐太宗、宋祖、仁宗、神宗、哲宗、高宗、文天祥等，兼及历代兴亡、君臣得失、制度沿革、佛老之弊、人才教化等，采用“约而不削，该而不迂”的写法，并附圈点标出可资举业之字句章法。

该书属于明代史评类著作，以简明扼要的笔法撮述自盘古至明代的历史大事与人物得失，融以作者己见，断以评赞，兼具史钞、史论和举业用书性质。陈长卿刊本搜采原本精刊，汇为一集，并附凡例说明编纂体例与校改情况，对研究明代史学普及、史评著作编纂、科举用书及晚明刻书文化具有参考价值。钟惺序及潘荣总论亦为了解明代史论思想的重要材料。本次仅见前20页，后续内容待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