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通评释二十卷 卷第七

本卷为《史通评释二十卷》第七卷，属内篇，卷首题“唐劉子玄知幾撰 明李本寧維禎評 附郭孔延延年評釋”。本卷所见包含《品藻第二十三》《直言第二十四》《曲笔第二十五》三篇，是《史通》讨论史书人物品评、直书与曲笔问题的重要篇章，并附有明代李维祯评语及郭孔延评释。

《品藻第二十三》开篇即论“方以类聚，物以群分”，指出史书自司马迁、班固作传始以品汇相从，但其中或以年世迫促、或以人物寡鲜，难以具体必同，于是出现韩非、老子共在一篇，董卓、袁绍无闻二录等现象。刘知几批评班固《古今人表》“仰包亿载，旁贯百家，分之以三科，定之以九等”，其言甚高，其义甚惬，但篇中所列却多不类其叙。如孔门达者颜回称殆庶，至于他子难为等差，今乃先伯牛而后曾参，进仲弓而退冉有，求诸折中，厥理无间。又楚王过邓，三甥欲杀之，邓侯不许，卒亡邓国，而《古今人表》定邓侯入下愚之上第七等，三甥止在第六等，刘知几认为三甥见几而作，决在未萌，自当高立标格，不应止与邓侯邻伍。又叙晋文之臣佐，舟之侨为上，阳处父次之，士会为下；述燕之宾客，高渐离居首，荆轲亚之，秦舞阳居末，均被指为“是非瞀乱，善恶纷拏”。此外还批评江充、息夫躬谗谄惑上，祸延储后，毒及忠良，而班固不列佞幸；杨王孙裸葬悖礼，狂狷之徒，却与朱云同列；刘向《列女传》载鲁秋胡妻，了无才行可称，直以怨怼厥夫投川而死，乃凶险顽人、强梁悍妇，却与贞烈为伍；嵇康《高士传》不收颜回、蘧瑗，而录董仲舒、扬子云，可谓“识二五而不知十百”。篇末又举近代史臣如沈约、萧子显、撰隋史者等分类不当，归结为“谁之过欤？史官之责也”，强调史官应申藻镜、区别流品，使小人君子臭味得朋，上智中庸等差有叙，以惩恶劝善、激浊扬清。李维祯评语对邓侯、三甥、士会、秦舞阳等有所评论，郭孔延附评则进一步辨析《古今人表》之失、秋胡妻评价等问题，并指出“品藻为难”。

《直言第二十四》论直书之难与史家气节。刘知几指出，邪曲者小人之道，正直者君子之德，但世多趋邪弃正。史之为务，申以劝诫，树之风声，若直书贼臣逆子、淫君乱主之事，则秽迹彰于一朝，恶名被于千古。然而董狐书法不隐，赵盾为法受屈；齐史书崔杼弑君，司马迁述汉非，韦昭仗正于吴朝，崔浩犯讳于魏国，或身膏斧钺，或书填坑窖。张俨发愤私存嘿记之文，孙盛不平窃撰辽东之本，以避祸幸全。篇中历考前史，称金行在历，史氏尤多，王隐、干宝、虞预等各栖毫靡述，而习凿齿申以“死葛走生达”之说、抽戈犯跸之言，近古遗直。宋孝王《风俗传》、王劭《齐志》叙述当时亦务在审实，河朔王公、邺城将相虽箕裘未陨，二子书其所讳曾无惮色。刘知几赞南董、韦崔肆情奋笔，虽周身之防有所不足，而遗芳余烈，人到于今称之；贬王沉《魏书》假回邪以窃位，董统《燕史》持谄媚以偷荣。李维祯评曰“史简狐笔千古以为美谈”，又谓司马迁、韦昭庶几，崔浩则近于讪。郭孔延附评辨析习凿齿、干宝等事，认为刘知几厚诬干宝，并列举唐以来吴兢、韩愈等直书之事。

《曲笔第二十五》论史家曲笔阿时、饰非文过。刘知几指出，自有人伦，家国父子君臣亲疏等差有别，子为父隐、略外别内、掩恶扬善为《春秋》之义，史氏有事涉君亲必多隐讳，虽直道不足而名教存焉。但若舞词弄札、饰非文过，如王隐、虞预毁辱相凌，子野、休文释纷相射，用舍由乎臆说，威福行于笔端，则为作者之丑行。更有凭虚乌有、假人之美、诬人之恶者，如王沉《魏录》滥述贬甄之诏，陆机《晋史》虚张拒葛之锋，班固受金而始书，陈寿借米而方传，乃“记言之奸贼，载笔之凶人”。篇中具体辨析《后汉书·更始传》称更始懦弱、陈寿《三国志》刘后主传云蜀无史职、魏收以元氏出于边裔而高自标举、李氏《齐书》称为实录等，指出曲笔诬书之害。篇末感慨古之书事令贼臣逆子惧，今之书事使忠臣义士羞，若南董有灵，必切齿于九泉；又批评历代史官爱憎由己、高下在心，进不惮于公宪，退无愧于私室，欲求实录不亦难乎。李维祯评语论更始、死难诸子，郭孔延附评则辨析王沉、陆机、班固、陈寿、魏收及诸葛诞、刘康祖、袁粲等事，并引王伯厚说考陈寿求米事。

本卷三篇层层相承，从人物品评到直书、曲笔，集中体现刘知几对史学主体、史官责任与史书真实性的思考，也展示明代李维祯、郭孔延对《史通》的接受与评释。本次仅见前20页，后续内容待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