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通评释二十卷 第三册

《史通评释二十卷 第三册》为唐刘知幾《史通》的明代评释本。本次 OCR 前20页可见卷端题“唐刘子玄知幾撰，明李本宁维祯评，附郭孔延延年评释”，并见“史通卷第二”“史通卷第三”“内篇”等标题，内容包括《表历第七》《书志第八》以及所附天文志、五行志、艺文志等部分。全书以《史通》原文为骨干，正文之下间附李维祯评语、郭孔延评释及补注，形成正文、评、附评、注释相间的编纂形态。

《史通》原书为唐代刘知幾所撰，是中国第一部系统评论史书体例、编纂方法与史学思想的专著。本次所见《表历第七》集中讨论史表源流与得失。正文引桓君山“太史公三代世表旁行斜上，并效周谱”之说，认为表体起于周代谱历，施于谱历尚可，载诸史传则未必适宜。刘知幾批评司马迁《史记》既有本纪、世家、列传，又重列年表，造成烦费；又批评班固等沿袭不改，甚至将上自庖牺、下穷嬴氏的人表编入《汉书》，如“鸠居鹊巢，茑施松上”。但他也承认春秋战国群雄错峙之时，列国年表可统其时；崔鸿十六国年表于五胡乱华之际亦有甄明之功。李维祯评语称“表者标也，标举其颠末以示后世”，并谓“惟班氏人表吾无取焉”；附评则进一步指出，春秋战国、十六国、南北分争、五代十国等分裂时期，年表不可无，并批评《史通·杂说篇》对司马迁年表评价前后不一，令人无所适从。

《书志第八》则总论史书诸志的设置与沿革。刘知幾指出，刑法、礼乐、风土、山川等记载多出于三礼及班马史书，司马迁称“书”，班固称“志”，东观称“记”，华峤称“典”，张勃称“录”，何法盛称“说”，名目虽异，体统不殊。他梳理平准、食货、河渠、沟洫、郊祀、宗庙、礼乐、威仪、天文、地理等志目的分合变化，认为五行、艺文等志多为班固补司马氏之阙，后世续补渐繁。其中《天文志》部分批评史书滥载天体星象，主张国史应记当时灾异、彗孛、日食、星变等与人事相关者，而不必泛录黄道紫宫分野。李维祯评语则引崔伯深“灾异由人而起，人无衅妖不自作”之说，对刘知幾“不预人事”之论提出异议。附评亦辨析古今郡国代更，唐之分野非汉之分野，认为天文志不可尽废。

《艺文志》部分讨论目录志的沿革与烦简。刘知幾认为，班固《汉书·艺文志》本于刘歆《七略》，后世续志往往前志已录而后志仍书，篇目重复，如“以水济水”。他主张撰志者宜除此篇，若不能去，也应改变体例，只取当时撰者，如宋孝王《关东风俗传·坟籍志》之例。李维祯评语以“见瓶水冻知天下之寒，尝肉一脔识镬中之味”为喻，肯定艺文志有“虽小道必有可观”之价值；附评则不同意刘知幾欲除二志，并指出马端临《文献通考》于二志尤详，但汉人典籍入隋志、唐人书籍著于宋纪，亦渐芜杂。

《五行志》部分篇幅较大，刘知幾集中批评汉儒以《洪范》五行附会灾异，列举董仲舒、刘向、刘歆等对日食、星陨、桑穀、大雨雹、蜚蠃、鹦鹉等灾异的解释，指出其“以前为后，以虚为实”“向歆之解，父子不同”“双载其文，两存厥理”，认为多属迂阔附会。同时，他也承认天道辽远，梓慎、赵达、单飏、董养等占验有先觉之明，但反对后世追证虚说、老生常谈。评语则谓“人气内逆则感动天地”，洪范庶征之应不可诬。附评又引太公、刘裕、谢艾、汉昭帝、成帝、元帝、哀帝等故事，说明灾祥与人事关系复杂。

总体而言，本次所见前20页展示了《史通评释》内篇中《表历》《书志》两大单元，既有刘知幾原文的锐利史评，也有明代李维祯、郭孔延的评释与补注，对研究《史通》文本流传、明代史学批评和古籍评点形态具有文献价值。本次仅见前20页，后续内容待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