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瓯张文忠公奏对稿 卷之五

《东瓯张文忠公奏对稿 卷之五》为明代嘉靖朝重臣张文忠公的奏疏、奏对、题本汇编之第五卷。本次段2仅见前20页 OCR 文本，已可见多篇重要奏疏，内容涉及嘉靖初期礼制争议、刑狱大案、内阁禁约、馆选制度与漕运河工等，具有鲜明的政治史与制度史文献特征。

首篇《孝惠祖妣谥》讨论孝惠皇太后邵氏谥号与庙制称谓。作者主张，自古开国太祖与妣称高帝、高后，不加“太”字；以下世代则有先后之别，帝母称皇太后，帝祖母称太皇太后。孝惠皇太后邵氏为皇上祖母，孝穆皇太后纪氏为武宗皇帝祖母。武宗登极时，尊宪庙祖妣王氏为太皇太后，未加称孝穆皇太后为太皇太后，是因太皇太后王氏为嫡且在万寿之日，有所压故。王氏崩逝后，奉慈之祭宜加孝穆皇太后为太皇太后，当时礼官未请，乃礼之失。今孝惠皇太后同奉享奉慈殿，止称皇太后，似同于圣母章圣皇太后之称，实非圣祖母之称，恐非推献皇帝追尊之心。作者强调“一太字之加决然不可少”，生当尊称，死当追尊，事死如事生。又论慈圣康寿太皇太后王氏配享宪庙止称贞纯皇后，是因太庙中列圣同堂合享，一帝一后世代已明，若复俱称太皇太后则混于无别。今孝穆、孝惠别祀奉慈殿，非配享太庙，事理不同，故自加称太皇太后乃见皇上祭祖母之意。作者与内阁杨一清详议，认为此礼宜命礼部具议请上裁断，须与孝穆皇太后一同加称，以补武宗未行之缺典。

次篇《参救张寅郭勋大辟》篇幅较长，围绕嘉靖初年张寅（李福达、李午）案与郭勋交通案展开。作者依奉会问，叙薛良本为刀徒，初指张英名字在都御史毕昭处诬告张寅，张寅自诉方说是张寅名字，俱行按察司李珏处审理。薛良坐虚，照例问口外为民，张寅供明无罪释放。适御史马录到彼巡按，郭勋因与张寅旧识，不知张寅在彼事已问明，却寄书向马录求解。马录因在朝人多仇恨郭勋，遂复根究此事。给事中常泰、刘琦、刑部员外郎刘仕等妄说知得根因，将张寅作李福达。作者查得山西解来崞县成化十八年黄册内有李福达名字，彼时方年七岁；至弘治二年王良、李钺谋反时，李福达方年十四岁，尚未出幼；至今嘉靖六年，李福达方年五十二岁；今张寅已年六十七岁，须发俱白，何得以张寅即李福达。又因陕西弔来反贼何蛮汉卷内有李伏答、李五名字，遂妄指张寅是李伏答，将李伏答改作李福达，又云即李五；刘琦又将李五改作李午。作者认为此案起于马录陷害郭勋，成于常泰、刘琦、刘仕党助马录，所在大小衙门官员俱听从上司主使，遂成大狱。幸赖圣明独断于上，多官公审于朝，事皆装诬，人各输服。文中又列举嘉靖五年四月至六年二月给事中郑一鹏、刘琦、大理寺右评事杜鸾、南京浙江道御史姚鸣凤、南京广东等道御史潘壮、给事中程辂、王科、沈汉、掌山西道事御史高世魁等二十一名、刑科给事中张逵等二十五名、给事中秦祐、常泰、刑部员外郎刘仕等题奏，及所奉圣旨。作者参照常泰、刘琦、刘仕三人声势必倚，两省趋承，挟私弹事，左使马录杀人，故藩臬畏之，遂肆钳网之惨；法司畏之，宁违出入之条。又参工科等科给事中王科、郑一鹏、秦祐、沈汉、程辂，大理寺右评事杜鸾，南京浙江等道御史姚鸣凤、潘壮、戚雄等各诬同妄奏，助成奸恶，致蒙俞允将张寅全家处死。刑科右给事中张逵、掌山西道事御史高世魁方幸张寅之就死地，得诬郭勋之与逆谋，率众联名同声驾祸。作者请将常泰、刘仕、王科、秦祐、沈汉、程辂、杜鸾、姚鸣凤、潘壮、戚雄、张逵、高世魁、司马相共十三人付之法通行究问，会同多官从公依律议拟。

第三篇《请减马录罪疏》承前案而发。作者伏承皇上以犯人马录所起冤狱付之推问，念臣等法掌三司，无敢轻重。一应在系人犯俱蒙依拟发落，惟马录尚欲从重议拟。作者认为，诛之不可胜诛，故罪坐所由，欲戮一人使千万人惧。马录故欲陷张寅一家之死，臣等复何敢救马录一人之生；特以未决之张寅犹可以宥，当死之马录若拟以奸党之条则太重，拟以故入人死罪未决之条则太轻。故主张马录相应处以烟瘴地面永远充军，遇赦不宥，是得刑之当。古者刑人屏之四方，唯其所之，不及以政，示弗故生。若置马录死地，罪止一身；永远充军，则祸及子孙。如此则马录虽生无生，不死犹死，皇上用法惟刑之中，臣等奉法惟罪之当，天下咸服。

第四篇《严禁约》为作者以内阁辅臣身份自请禁约。作者窃惟内阁之官任辅相之责，未有己不正而能正君以成天下之治者。作者误蒙超迁，滥居辅导，位重才弗充，恩优心益惧。古之大臣进思尽忠，退思补过。作者自寅入朝，终申而退，正当闭门静坐以尽补过之思。奈何近来公私交接，习俗已成，既涉嫌疑，且疲精力，而内阁之官处几密之地，尤不可不自慎爱。作者平生之志不在温饱，今以身许国，安复有家。凡各衙门事务在臣当与闻者，止应议于公朝，不得谋于私室。如有贤士当接及以善言相告以广忠益者，自宜礼见公署；其有候门投送私书兼行馈谒者，乞敕缉事衙门访捕拿问。又作者二亲俱背，一子自随，但籍属颇众，亦当预防。宋范质为相，尝有戒子侄之诗，作者已刊示，仍恐间有未能体臣之心、遵臣之训者，有司当绳以法，勿得容情。谨候命下之日，本院转行原籍禁谕，庶得杜绝敝风，保全名节，以自加绳愆弼违之功，以服膺皇上忠良贞一之训。

第五篇《严禁约除馆选》进一步论内阁贪饕与馆选之弊。作者昨具二疏，一为严禁约以全清修事，一为革贪风以隆圣治事。切见近年内阁官大肆贪饕，所以庶司百僚公行贿赂，掊克诛求，以致民穷盗起，此在今日之大弊所当急为严革者。夫宣德流化必自内阁始，内阁官必自臣始。伏乞留神省览前疏，严旨省谕，敕缉事衙门每日访捕臣之私门，如有各处投送私书兼行馈谒者，即行拿问。又近来为京官者，其族属多有恃势陵轹乡里，侵削平民，禁约亦当自臣家始。如此则在内阁之官门地既清，庶使百僚无所投托，一应赃吏有犯必败，自无敢诛求小民。宋岳飞尝言：“文臣不要钱，武臣不惜命，则天下太平。”夫能使文臣不要钱，则公法无挠；武臣效义，谁敢惜命，天下不曰太平矣。又圣谕令内阁再严加选择翰林官，并将庶吉士除遣，不须教养，此破奸党第一要紧事。作者以此辈心切奔竞，口尚乳臭，固不应处之翰林，而科道言官又岂可不更事者居之。况旧例教养三年成毕方得改授，今皇上本以此辈不堪教养早为除遣，安可一概照依三年教养成毕之例授官？是皇上欲退之，内阁反进之。作者不得诤之于同官，固得诤之于皇上。前承圣谕以臣当坚持正道不可避难，故自当委曲处之。古人谓入则面争于君，退而不失其和。作者愚以此辈庶吉士既不堪教养，相应照原甲第除授部属州县等官，而翰林科道官决不應除授。如此则将来庶吉士之选必无营求幸进者矣。

第六篇《疏惠通河》论京师储积与通惠河开修。作者闻储积天下之大命，今京师储积半在通州，甚非所宜。尝闻正统十四年北虏入寇，迫近京师，彼时户部尚书金濂、兵部尚书于谦以通州储积米多，虑为北虏所据，困我京师，令军民搬运入京。首一日令运得二石者，以一石入官，一石入己；次日令运得者俱入己；又次日搬运不及，纵火并积草焚之，使虏无所得。此通州储积已然之明患。今通州至京师不过五十里，其河道经元郭守敬修浚，今闸坝具存。我太宗皇帝时尝设置防守，欲兴复之未遑。作者早岁尝读成化八年会试策，内有云京城至通州地形高下才五十尺，以五十里之远近摊五十尺之高低，何所不可。苟有任事之人，有见远之画，浚瓮山泺以蓄西山诸水，引神山泉以合下流之归，迂回以顺其地形，因时以谨其浚治，一劳而永佚，暂费而大蠲，未有不可。可见当时经国大臣亦论及此。成化十二年平江伯陈锐建议开修此河，宪宗皇帝命户部侍郎翁世资、工部侍郎王诏督理，而河道开通，运船俱曾至京城外大通桥。适京师有黑眚之异，而权豪射车辆之利者乃鼓动浮言，以为开河所致，因复阻歇，识者恨之。今圣明为国家深长之虑，复欲开修此河。以臣愚论之，因仍旧道不甚费事，况一舟之运约当十车，每年运船已到，则令剥运新粮入京，如此庶储积尽在京师，而根本充实，永无意外之患。此惠通河之开修诚不可已。桂萼所论欲开三里河事宜，亦莫非为国之心，但开修惠通河则事省而见效易，开修三里河则费广而见效难，非直有地理之忌而已。作者与萼已面论之，萼云采诸人言，盖将以备裁择，非敢必于行。

第七篇《论馆选巡抚守令》论翰林馆选与用人。作者闻知人则哲，惟帝其难之。伏承圣谕谓昨卿云翰林须选一番好者补任，朕念深宫所居何由得知某贤某不肖，须卿密预告朕，疏名以闻方可简授。作者尝闻胡世宁为兵部侍郎时上议云：翰林春坊等官清要之职，国初多用征聘隐逸之士；永乐、宣德、正统以来，如杨士奇、张洪由王府审理教授，黄淮、刘铉、张益由中书舍人，邹济、陈仲完由教职，储懋、王洪、陈山由给事中，刘球、李时勉、陈敬宗由主事，胡俨由知县，蒋骥由行人，于敬由御史，各升翰林春坊等职，是皆惟才所宜，不拘内外，所以得人。近年拘定庶吉士及进士第一甲素称阁下门生者方得选授，天下不无遗才。合宜遵复旧制，不拘内外郎官职事，但有文学才行出众者，许大臣言官论荐，内阁吏部召试，此官庶几得人，而可储卿辅之望。作者切惟今日翰林春坊等官俱以缔党忘君为心，虽稍有文才者亦终不足赖。皇上令其一切外补要地，诚得一清，然非真得文行器识远过此辈者充补，其何以备今日讲学、储他日卿辅？当必惟才所宜，不拘内外，如胡世宁所议，则得人矣。今臣所知者虽有数人，然见奉明旨着吏部会同礼部、都察院精选，臣当会桂萼、胡世宁等密加审择，必皆真知其人可用，然后敢疏名上请。如未遽尽得其人，且先择补数员后。

综观前20页，本书卷之五所收奏疏均围绕嘉靖初期朝政要务，既有礼制称谓之争，又有刑狱大案之辩，兼及内阁禁约、馆选用人、漕运河工等，是研究嘉靖朝政治运作、君臣关系、法制与制度的重要一手文献。本次仅见前20页，后续内容待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