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之武士道

本书为梁启超所撰《中国之武士道》，前20页可见卷首序叙及正文开篇。书前有蒋智由序，末署“甲辰仲冬蒋智由识于日本之东京”；又有杨度叙，围绕中国与日本“武士道”之异同展开。正文开篇标“中國之武士道”，并有“飲冰室主人述”“新會梁氏撰”等题署。前20页另有哈佛燕京学社汉和图书馆藏记/标签，表明此本曾入藏该馆。

从蒋智由序可见，本书写作背景与晚清中国面临列强陵逼、国民尚武精神衰颓的局势密切相关。序中提出“文明其精神不可不野蛮其体魄”，认为野蛮时代之体力养成，实为文明时代之作用；地球太古植物世界孕育养气、埋藏石炭，人类未进文明之前角逐山野、以力自卫，体力养成至今日尚收其效。但世益文明，用力之事寡，体力日益柔薄，成为文明时代一大忧患，故近时学者百计千方维持体力，体操与学科并重。蒋氏进而指出，中国自秦汉以来日流文弱，簪缨之族、佔毕之士或终身袖手，雍容无出力之时，遗传成为天性，不仅体骨柔，志气亦脆薄不武、委靡不刚；今日为异族所凭陵，遂至无抵抗之力，不能自振起而处于劣败之列，最大原因即在于此。因此“尚武”之声日不绝于忧时者之口。

序中又论日本崛起于数十年间，战胜世界一强俄国，为全球注目；欧洲人考其强盛原因，皆曰由于固有之武士道，日本亦自释其刚强元素曰武士道，于是其国人以武士道为国粹，今后益当保守发达。数千年埋没于海山数岛间之武士道，至今日荣光照耀地球。但蒋智由强调，武士道并非东洋日本所专有，中国亦特有之，只是不知尊重以至销灭。凡有绝大战争，往往赖雄伟文字、淋漓诗歌而后印象留于国民心目，否则不数年黯晦消沈以尽；战争必伴文学，非特人物又必赖纪念留传，而后超奇杰特之气风融化于全社会，渐渍积久成为民族特性。中国沉沉数千年历史中，可以发扬国人武士道者何限，今日慕人之有武士道，犹如仰给五金石炭材料于外国，而不知本国所至皆矿藏，特不知开凿取用。饮冰室主人著是书，正欲发吾宗之家宝以示子孙，使中国尚武之风零落数千年至是而将复活，振吾族于蕉赖凌夷之中，复一跃而登荣显地位。

蒋序还特别辨明“大侠”与“小侠”、“公武”与“私武”。他病太史公传游侠多取借交报仇之人，而为国之大侠缺焉；墨子重茧救宋，急国家之难，其道重赴公义，关系一身一家私恩私怨报复者盖少，为千古任侠模范。故任侠者固耻于报复私怨、杀仇快心；捐躯报恩虽为任侠所许，但必有赴公义之精神，次乃许其报私恩。所重乎武侠者，为大使毋为小侠，为公武毋为私武。蒋氏又以南方乡族好斗为例，千百人不悔，非不勇，惜乎用之争田水、争坟墓之小故；若扩大为保种族、强国家之事，则全地球皆将仰吾人种勇名。其言诸暨风俗，居群山之中，文风素劣而独以强悍著称，常人袜边多怀径尺利刃，一言睚眦辄相见于血，粮多自完纳，官不敢进村催索，或两族相斗陈尸数百，各由宗祠给死者家属钱，两造相杀伤无报官者。然与之语国家大事则茫然不省，引至五十里百里之外则胆小如鼷，窃窃思归，意气与在乡时大异。由此知私斗勇、公斗怯，国人性性质直无不若是。世界日益进化，人事亦不可不随之进化；日本武士道当维新之时已以之覆幕尊王而用之于国家，今日又发展国力与列强争衡而用之于境外。同一用力，用之之道有大小，结果大不同。英雄者为国家、为社会而动；不为国家社会而动者非英雄，不为国家社会而不动者亦非英雄。中国同胞号称四万万，人数居全地球重族第一，却不能握第一权力，异族列强统辖土地、鞭箠人民，而人种伈伈俔俔俯首帖耳，不稍自耻奋怒，徒用武力于一身一家一乡一邑之事，如蚁围隙中，不知天地之大，其智识不过高出南洋各岛土番一等。故欲扩张国人尚武范围而大之，取古人武勇精神因时势善用之。

杨度叙则进一步比较中日武士道之历史结果。杨度问梁氏命书为“中国之武士道”，岂非欲别于日本之武士道；又指出“武士”虽日本以为藩士专称，“武士道”实不仅为武士独守之道，日本之人无不宗斯道，其道与西洋所谓人道本无以异。中国古昔虽无此名而有其实，故假彼通用名词以表扬吾民族固有天性。但合二国历史比较，日本武士道垂千百年愈久愈烈，至今不衰，其结果内致维新革命之功，外拒蒙古、胜中国、併朝鲜、仆强俄，赫然为世界一等国；中国所谓武士道自汉以后即气风歇灭，愈积愈懦，内则数千年霸者迭出，人民权利任其铲削压制而无丝毫抵抗之力，外则五胡、辽金、蒙古、满洲入而扰之、主之，一遇外敌交锋即败，至今欧美各国合而图我，人为刀俎我为鱼肉，国民昧昧冥冥，知之者不敢呻吟，不知者莫知痛苦，柔弱脆懦至于此极，比之日本适为反对：一古微而今盛，一古有而今无。梁氏论中国归因专制政体，杨度则补充学术之异。日本本无固有学术，自与中国交通后直接传中国儒教，间接传印度佛教，举国无能出此二教范围。儒教主现世主义，谆谆于子臣弟友之节、仁义礼智之道，于有生以前既生以后皆不过问；佛教则围绕死生问题，以灭无明、免生死为手段。二者相反相足，日本学之反能得二者之长，相辅助以了人生义务，故其人于成仁取义大节能了达生死、捐躯致命以赴之。杨度举楠正成、新田义贞、西乡、福泽、吉田松阴、山冈铁舟等为例，说明日本武士道实儒实佛、非儒非佛，参合融化两取之长而别成一道。反观中国，战国以前学术繁盛未定一尊，人各鼓其聪明才智自献社会，实行力强毅，学道之士心有所识身必赴之，虽杀身冒死不顧，故中国武士道于彼时甚为发达。及刘汉罢黜百家、独宗儒术，历代霸者利其便己皆因袭之，专以儒教为国教；宋儒程朱稍变面目，虽不如阳明即知即行勇敢能任，然于孔子之义无大背。若中国果于数千年中实行孔子之道，虽不能与列强争雄，亦岂不能彬彬礼义为东方君子之国。无奈自汉以来尊崇儒教不过表面欺人之词，实际所行非儒教而杨朱之教。杨朱之言以百年为寿命之大，生则贤愚贵贱所以异，死则臭腐消灭所同，十年亦死百年亦死，仁圣亦死凶愚亦死，生则尧舜死则腐骨，生则桀纣死则腐骨，一矣孰知其异，且趣当生奚遑死后。高桥五郎论之谓皆绝望之语，陷于自为乐，教人不为仁圣而为凶愚，不为尧舜而为桀纣，苟偷俄顷欢娱以待一死臭腐，生前死后是非毁誉皆所不顾，此与孔子现世主义大相反，直人道公敌。然惟其与孔教皆现世主义，凡孔教之徒既不能以佛教之理了解死生问题，而惟于现世日用寻常之事兢兢业业，恐失坠，则必遇事遇物皆为一身苦恼之缘，于是杨朱之说乘间抵隙入而据之。学孔子甚难，学杨朱甚易；学孔子甚苦，学杨朱甚乐。人情莫不恶难喜易、避苦趋乐，于是“我躬不阅，遑恤我后”遂为中国普通社会思想。至今日国事危如累卵，举国上下人尽知之，然知之而心忧、谋所以挽救者举国无几人；自公卿大夫士至庶人，日孜孜于社会以谋鲜衣厚食、声音美色之乐，不求当世之誉，不顾后来之毁，甘为凶愚而不惜，语以国事则掩耳而走、瞠目而视，问其意则偷生畏死，姑保首领寻娱乐以待死。中国号称儒教之国，若以此亡国，非孔子任咎；若真屏孔子而师杨朱，取大成至圣之号移奉一毛不拔之人，则群知中国为杨教之国而非儒教之国，名实相符，亡国原因犹易寻。无奈儒教之徒又有韩愈等好为名实相反之论，如代周文作爰里操曰“臣罪当诛天王圣明”，桀纣而可为圣明，则尧舜亦可为暴戾，凶愚与仁圣可以互易共名，又为杨朱所不及料。中国之人方欲阳奉孔子而阴师杨朱，亦利用此谬说乐为附和，千百年来此种论说流行社会，已成久假不归之势。以上为前20页所见序叙之主要论点，可见本书并非单纯武人传记，而是借“武士道”之名，检讨中国国民性、学术与政治，呼唤公义、尚武与救国精神。

本次仅见前20页，后续内容待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