幸存录

《幸存录》为明末夏允彝所撰，清道光间钞本，本次OCR仅提取前20页。卷首题“幸存錄上”，署“乙酉九月朔明吏部考功郎夏允彞敬述”，可知其成书于乙酉年，即南明弘光元年、清顺治二年（1645）前后。作者自述少钝考读书，弱冠名浮，久困公车，强仕始第，因簿书失特而迁，三年崩坏，北都南陷，福京再兴，宫邻金虎，内忧外患交至而溃。其自谓应死之人，生平未暇多读书，有著述随手沦散，今待死耳；然于国家兴衰、贤奸进退、虏寇始末、兵食源流，惧后世传者失实，故就所忆质言之，或幸而存，后世得以考焉。可见本书是作者在明清易代、南明危亡之际，以亲历见闻为基础撰写的明末史事杂录，带有强烈的存史意识与痛愤之情。

前20页所见主要章节包括“国运盛衰之始”“途事雅志”“门户大略”等。其“国运盛衰之始”论明神宗冲龄践祚，张居正擅权而才，以法制天下，朝令夕行，留心边事，与高拱合策抚俺答，用戚继光于蓟镇，谭纶为督抚，建城堡墩台，烽火精明，调浙兵杂边兵练之，东夷间而畏之，匹骑不敢入者二十馀年。烈皇帝登极，魏璫亟召袁崇焕以大司马经略边事，崇焕以五年灭东夷为期；后因杀毛文龙、东夷入遵化，崇焕入卫，避战，请兵入城休养，上疑之下狱，磔崇焕，诛王治，用孙承宗镇关门，梁廷栋为大司马。其后秦抚状杞入卫兵溃为乱，贫民附之，寇患起。承宗未久罢，此后用人皆革，东夷一犯宣府，一入山西，两由蓟入；壬午之入直走青齐及淮海而止，所至屠掠。明廷兵力每以计寇，寇急则调兵征寇，东夷急又辍剿寇之兵将以防东夷，二患益聚，国力耗竭。关宾遥都城欲辍关外之兵入关御寇，议又不决，而寇已破都门，烈皇帝身殉社稷。吴三桂引东夷与寇一战大胜，夺都城西走，东夷晏然以为得都城于寇，非得之我，传檄三齐，迅扫泰晋，既得河北，复取江南，一时迎降恐后。作者痛陈寇之发难以加赋之故，加赋以东夷发难；河北为寇所攘犹曰取之于寇，江南何罪而奄有之。又言南都之政贿略滋章，如狂如醉，使高皇帝之开辟、烈皇帝之忧勤一朝宗社邱墟，大可痛也。

“途事雅志”一节，记申大司马玄渚言李成栋事，述李氏养健儿、贷予、责以零剝封拟、戎蠧以御虏先登计级受赏等法，故人皆乐为用，此李氏功名所由成；然李氏之费渐移以给朝士，子弟恣意声色，功名衰矣。又论辽事之兴坏与李氏成败相关，并及如松、如柏、如标、廷弼等事，感叹“烈皇帝之谓乎”。此节还记辽事起三十年，破城杀将，天象必微，戊午发难、地生白毛、鬼哭于空、四路发兵、京师风霾、广陵之破、雷击奉先殿、甲申二月寇逼都等异象，以天变证人事。

“门户大略”一节，则系统论述明代朋党源流。作者谓自三代而下代有朋党，汉之党人皆君子，唐之党人皆小人，宋之党人君子为多；朋党之论一起，必与国运相终始，迄于败亡。国朝自万历以前未有党名，及四明沈一贯为相，以才自许，不为天下，而一时贤者如顾宪成、孙丕扬、邹元标、赵南星之流与政府每相持，讲学于东林，此东林、浙党之所自始。国本论起，名流请早建，上以为有意拥立，廷杖累累。政府诸臣惟山阴王家屏等与言者合力固请，余申时行、王锡爵辈以党言调护。其后妖书、梃击、京察等事，两党益相水火；丁巳京察，东林一网俱尽。齐、楚、浙三方鼎峙，宣党、昆党种种列名。光宗、熹宗之际，东林诸贤召用，然附丽之徒惟警踪进京，已不满人意；魏忠贤阴持国柄，杨涟二十四罪之疏上，遂成大狱，杨涟、左光斗、魏大中、周顺昌、周宗建、李应昇等皆下诏狱，备受毒刑以死，天下痛之；而称忠贤功德、请为祠祀者满天下。烈皇帝即位，忠贤、呈秀自缢死，其党放废，凡忠贤所逐名无不用，上定逆案，励精求治。然东林诸臣急功名、多议论、恶近耳、收附会，上久而厌之，疑其偏党；枚卜事起，温体仁疏纠钱谦益科场旧事，党祸再起。此后周延儒、温体仁、薛国光等相继入政府，门户之托为上门所深恶，而党争终与明亡相纠缠。本次OCR止于“上自”处，后续内容待补。

总体而言，《幸存录》以明末亲历者视角，集中记述明清易代之际的国运盛衰、辽东战事、流寇之乱、南都政局与门户党争，既有宏观史论，也有具体人物与事件，是研究明末政治史、党争史、南明史与明清易代的重要史料。清道光间钞本保留了该书较早的文本形态，对考察其流传、禁毁与版本源流具有一定价值。本次仅见前20页，后续内容待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