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贤奏议

《东贤奏议》是一部汇编朝鲜王朝诸贤告君文字的奏议总集。据卷首《东贤奏议凡例》，此书以东方诸贤告君文字为收录范围，只载已从祀文庙九贤所论者，以求简约为原则。凡例又说明，所录诸贤文字皆各出于其文集，其中若有意重叠、不甚紧切于君德者，则一并删去不录；《中庸九经衍义》《圣学辑要》两书虽是别册，体例似与疏劄不同，但文元公李彦迪、文成公李珥所会为说者亦多在其中，因为同属告君之辞，故也加以收录。由此可知，此书编纂目的在于汇集朝鲜贤臣向君主进言、论政、劝学、辟邪的文字，以供后世君主与士人稽考。

前20页所见正文自卷之一开始，首列文忠公郑梦周《请勿迎元使疏》。该疏背景为高丽末年，明朝龙兴，高丽奉表称臣，而贼臣金义因礼送天使，中路擅杀，反入北元，与元氏遗孽谋纳沈王。其后元使来议遣大臣礼接境上，朝中恐激怒北方以缓师。郑梦周抗疏，主张先定大计，正金义之罪，上告天子，下告方伯，请讨而杀之；又请执元使、收元诏，缚吴季南、张子温并金义带行之人送京师，以明国家无他。疏文反复论华夷之辨、事大之义与利害关系。后附臣按，述高丽事元几百年，至恭愍戊申明太祖龙兴，郑梦周首陈大义力请归附；乙卯辛祸初立，金义擅杀天使叛入北元，元又遣使，李仁任等欲复事元，梦周与文臣十数人抗章论列，即此疏。当时朝廷不从，反下狱杖流，梦周亦得罪流彦阳。按语赞其华夷之辨为春秋第一义，此疏为古今不可易之至论。

卷之二为文敬公金宏弼成化十六年庚子六月十六日疏，内容为辟佛。疏中比较儒释邪正曲直，谓儒道不过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其文为诗书易春秋，其法为礼乐刑政；释教则弃君臣、去父子、禁相生养之道，求清净寂灭，其道虚无，其教诞妄。疏中称颂主上殿下爱好儒术、崇尚文德，破去寺社、抄僧定军，为近古大有为之君；但十余年来但闻重修之事，未闻破革之令，圆觉僧辈聚群都城之内，恣设虚无之教，更以佛像回立之妖妄眩惑士女，解衣散钱者盈庭。金宏弼请穷讯首恶之僧，肆诸市朝，使四方后世咸知去邪勿疑、佛道不可信。后附臣按，述成宗大王即位十一年，圆觉寺僧潜转佛像，谓佛自回立，士女奔波，台谏交章请罪不得允，金宏弼遂上此疏，言反复援譬，明白剀切，然犹不免报罢。按语又论成庙优容之美，并及显宗大王即位二年命禁国内僧尼、先罢京里两尼院之事。

卷之三为文献公郑汝昌《辞职上疏》。郑汝昌以昭格署参奉身份上言，论赏罚乃人君劝惩一世之良规，必须从善恶之实；若无为善之实而虚赏，则侥幸之人进，有可罚之罪而幸免，则欺罔之风滋。圣上以孝理国，询孝子烈妇而褒赏，以草莽之臣郑汝昌为孝子擢拜参奉。郑汝昌自陈无一行可以为孝子之实，滥荷天恩，心愧不安；又谓居母之丧，内少恻怛之诚，外为哀戚之容，使乡人疑于孝子，是欺乡党；转闻于国乃至赏职，是欺国家；若受职窃位朝廷，则是欺朝廷；终使殿下信以为孝子，则欺君罔上莫大。故伏愿洞察情伪，反其纶命。后附臣按，述成庙庚戌郑汝昌年四十一，参议尹兢疏荐其孝行学识，内瞻寺正赵孝同又上书陈列行谊，成庙御书其尾，称观汝昌之行不觉出涕，须速擢用以示国家旋善之意，特授昭格署参奉。汝昌自谓孝是人子分内事，实无卓异之行，遂上疏辞职。成庙又御书其尾，称行不可掩，不允其辞。

卷之四为文正公赵光祖《谒圣试策》。策题引孔子“如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问圣人规模设施之方、三年有成之效、已行之迹；又言予承祖宗丕基，临政愿治十年，而纪纲有所未立，法度有所未定，求有成之效岂不难哉；诸生学孔子者皆有尧舜君民之志，当今之时如欲致隆古之治，何者为先务。赵光祖对策，论天与人本乎一，君与民本乎一，古之圣君以天地之大、兆民之众为一己，观其理而处其道，是是非非、善善恶恶无所逃于吾心，天下之事皆得其理，天下之物皆得其平，此万化所以立、治道所以成。其文继续展开诚与心、道与治等论述。前20页至此。

此书版本为朝鲜旧刊本，卷次编排可见凡例、卷之一至卷之四，并有臣按评述，版式中含表格、图像及钤印痕迹，具体刊刻者与刊年未详。所收诸贤文字，涉及事大外交、华夷之辨、儒佛之争、孝行辞让、治道策问等，是研究朝鲜王朝政治思想、儒学史、中朝关系史及古籍版本的重要资料。本次仅见前20页，后续内容待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