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同纪事

《大同纪事》题“朝邑韩邦奇著”，为明代嘉靖年间大同兵变之亲历记录。全书正文起于“嘉靖甲申大同之变”，记都御史张文锦巡抚大同，因议修五堡而激变之事。张文锦曾在宸濠之变中守安庆，濠兵至城下百计攻之，文锦仗忠义誓士民竭力拒守，濠气大沮，及濠败，文锦以功超迁至巡抚。然其性本急功喜事，好刚忽众，又啬于用财，遂激成大变。大同镇城孤悬极边，与胡虏共处一地，无寸山尺水之隔，祖宗设坚城深池，置重兵，以总兵、巡抚、副总兵、两游击、都司、守巡、郎中、府县等层层经略，大城临边御外侮，小城联络于内为拱卫。张文锦却以镇城之重反在极边，欲作五堡以为藩蔽。初议五堡，众皆以为不可而莫敢言。事下前左参议韩邦奇，邦奇以三十万计报，总制臧凤笑曰“五堡修不成矣”，认为张巡抚视国财如家财，安能捐三十万金成堡。后继邦奇者以三万计上，文锦决意行之，具奏上闻，拨军入山伐材木、烧灰瓦，参将买鑑督工严急，军心已怨。堡成后，拨戍军皆惮行，文锦又令三堂麾下官军前往，总兵江桓、太监王皆拨其麾下，不足则以伐木军足之。诸军不愿带妻子常驻，相谋曰：“人各有妻子或女，又有马匹，一间营房何以能容？且莫说胡虏来，只秋深一阵大风雨，一家死矣。等死不如杀了贾参将，投入壮番。”遂杀买鑑。文锦使人招诸军回城，诸军见文锦，文锦问贾参将何在，不即处分。数日后奸桀者倡言张都堂潜行出城赴京具奏，诸军相聚至都察院，夺门而入，文锦惧，逾垣匿宗室第，诸军抢检家财，执家人欲杀之，问文锦所往，告以匿宗室，诸军环噪宗室第，宗室出文锦，众争杀之。总兵江桓、知府出走，两游击、郎中匿民间。为首者号于众曰：“众人莫惧，但同心共事，他日问罪不过将我等首恶十数人与之而已。”廷臣以文锦激变，请诏宥。旨既至，开读，诸军跪听，相顾曰：“此安我也，岂有杀巡抚、游击而不问者乎？”有起而伏匿者。诏使仓皇而回，众心汹汹，以兵守四门。朝廷简都督桂勇为总兵官，太监武忠为镇守，起邦奇于家，分守大同。

韩邦奇既到任，请入大同，御史储良材劝阻，谓大同城中如血海，此行如以肉投虎口。邦奇曰：“诸公终日言大同事，参议大同官在此，于心何安？且作乱者大同一城耳，冀北十七卫所州县岂皆作乱乎？”遂出雁门，量可而进，以系属冀北人心。八月，邦奇既出雁门，自度与大同之人素无雠嫌，朝廷既有恩赦，而军士犹不靖者，无主耳，乃直抵西安驿。西安去大同城才六十里，大同城中大惊。探事者二人故恐邦奇，露刃而上，言大同不可入，邦奇曰：“汝回报大同城，我明日决进。”是夜又故放火烧参将宅以恐邦奇，明日邦奇竟入大同。乱军严兵露刃，城门内外然不敢失迎接之礼，大同人心由是少安。时城中无一文职出政者，独邦奇一人耳，乃约法两条以禁军士之暴，余皆以无事处之。下令于边关曰：“一切人等非有本道关防不得放过，有应行者皆便宜行。”初不以条格拘左右，或以为僭，邦奇曰：“以此得罪，亦所不恤。”甫两月，地方大安。而巡抚都御史蔡天祐始至。十月，蔡公至代州，邦奇插四大营于雁门关下，亲帅四守备，令盛装戎服谒蔡公于代邸。蔡公惊曰：“公何为如此？”邦奇曰：“参议岂过为奉上者？大同变后，巡抚之威甚削，大同人止知有参议耳。不身先降礼，何以帅众？”又言插营事，蔡公固欲散营，军曰：“公既出大同，又盛陈武备，大同人必疑吾与公图彼，岂不生变？”邦奇曰：“参议已有处，谒公后即先入大同。”邦奇既入大同，则人心安矣。蔡公曰善，邦奇即昼夜驰入大同。时有讥邦奇过于奉上者，邦奇以李愬迎裴度事论试应州诸生。蔡公既至大同，邦奇约法地方便宜二十六条上之，蔡公曰善，就作我巡抚条约，令大同推官马隆榜示所属，人心大悦。邦奇治大同独尚严，武忠素不悦邦奇，于会中大言曰：“我辈安心乐饮，地方或再有变，自有顶纲之人。”盖谓邦奇也。

十一月，蔡公会同桂公及邦奇佥事因捕盗，桂公率游兵擒逆军八十人杖杀之。辽阳参将李贤师两部军趋甘肃，过大同地方，人闭堡不容止宿，恭将军骂曰：“会与延绥军杀此反贼。”户部遣李进士枝赍接济银两来，或曰此赏征大同军之银。以此三事，奸人乘机互相恐动。初七日夜二鼓变作，炮喊之声震天，诸军先趋邦奇分司，叩门呼曰：“书吏出来。”书吏出，邦奇亦出。军士曰：“密议老爹天心，地方恩府，速报左参老爹安心回来，回话若惊动左参老爹，寸斩不饶。”书吏曰：“左参老爹在此。”邦奇问以作变之由，军士言朝廷赦小的众，老爹必欲杀之。邦奇告以原无相害之意，再三谕止之。诸军曰：“辽阳兵已至城下，奸细以辽阳鞍子为号，已拿得矣。老爹去睡，三堂今夜一个不留。”挥其兵进，且分兵至李进士分司，要出赍银文书看为何事；又分兵至镇守府，武忠极其固辱；分兵至总兵府，桂公不屈。诸军喧噪，桂公曰：“杀便杀，何用喧噪？”众曰：“既无杀我辈之心，如何将家小暗送出城？”乃要桂公妻女出见。至都察院，要蔡公出，再三论说，军士曰：“此与左众之说同。”且止之。初入日黎明，邦奇升堂如平时，出谓巡抚时，乱军填塞道路，见邦奇出，皆分道立旁。时巡抚门尚未启，扣门而入，巡抚迎邦奇，笑曰：“纪纲何在？地方想无事矣，不然公何以得至此？今计将安出？”邦奇曰：“彼未曾杀人犯上抢掠，尚可招来面谕。”邦奇回司治酒，召郏中主事、分巡共饮，诸公曰：“地方有事，宜早散。”邦奇曰：“彼岂草窃者乎？杀人岂问昏明？徒示弱耳。”二鼓方散。初九日，总兵遣我军按伏，时大风雪，出西门外，众曰：“五堡军杀都堂、参将且无事，我辈且按伏。”邦呐喊而散。是夜更初，炮喊者三四面俱起，不但五堡乱军而已，围桂总兵宅。邦奇自书告示一通，备陈祸福利害，话言晓之，令书手关路持往招之。邦奇自出立于道中，已而见西南火起，问过军曰：“火何也？”答曰：“杀桂总兵，焚其宅耳。”邦奇令关路还曰：“彼既为逆，招来何用？”邦奇乃回司闭门。时月正午，邦奇召书吏人等誓曰：“彼既杀三堂，必迫我为主，或令讨赦，二者皆不可。待彼攻破司门，则我已自处矣。事后定，朝廷必遣京官来勘，汝辈详记我二夜所行所言以告之。”然实非杀桂总兵，乃大同县火起，知县王文昌死焉。巡抚遣人谕之。初十日，邦奇谓巡抚以所书告示示蔡公，蔡公曰善，命书数十张榜谕通衢。巡抚曰：“何以处之？”邦奇曰：“必须面谕。”乃约桂总兵、镇守武太监、郎中、参将、副总兵、游击会都司，路经代府，代王梯墙而语，至午不了。时五步之外兵戈林立，邦奇恐变生，大言曰：“各官诸军尚未早饭，王请回。”官既至都司，无一人言者。桂总兵乃言欲致仕归，众亦不应。邦奇曰：“君挂斗大金印，是我分守关防邪？今日请公安谕地方，何言致仕？”桂总兵怒起而出，诸公知诸军怒桂总兵，无敢留者。邦奇随之而出，时诸军皆在二门外，邦奇自度可因此发言，乃谓诸军曰：“汝桂老爹欲去，汝辈舍得邪？”诸军皆跪曰：“好总兵，不要钱，不欠粮草，只是心狠耳。”桂总兵曰：“我与左参老爹不同，左参老爹是汝父母，问汝饥寒者；我是汝师长，鞭汝皮肤者。今日倒持太阿，仓库城池汝辈据之，旗牌兵器汝辈抢之，留我何用？且军法遣之不行，轻则杖之一百，重则斫头，汝辈能依我乎？”诸军曰：“小的每日食朝廷之粮，如何不受总兵之命？”邦奇笑曰：“诸军说你心狠，真个心狠；诸军舍不得你去，你如何舍得诸军去也？”拉总兵入，命诸军随之而入。邦奇及总兵坐定，诸军皆跪于堂下，诸公无一人发言者。邦奇以天将暮，诸军久跪不见处分，恐又生变，问曰：“朝廷已赦汝辈，乃又如此何也？”诸军曰：“朝廷虽赦小的，老爹们不肯赦小的。”邦奇曰：“何以言之？”诸军曰：“犹盗止是指挥耳，游击将军非边患不调，今乃以游击兵巡捕，是欲杀小的也。”邦奇曰：“汝辈固未见游击兵巡捕，吾亦未见明盈明甲白日打劫王府者。如此为盗，则如此捕盗耳。”诸军曰：“小的每其实惊慌，坚老爹撤去游击兵，今后再有为盗者，小的每自相擒来好，便待秋后处决，否则就便打死。”邦奇曰：“你们若如此守法，即便撤了游兵，才省我行粮耳。”诸军请各巷口立栅门，邦奇曰：“门外也有你们，门里也有你们，立栅门何用？你们自编火甲，禁防盗贼可也。”诸军又曰：“屯粮实纳不起，太监武公知此粮决不可免，欲激怒诸军。”谓邦奇曰：“此事亦先生处分。”邦奇曰：“屯粮之纳，王府食乎？各官食乎？汝诸军自食耳，奈何不纳？”诸军曰：“正经屯粮如何不纳？张老爹将无影荒粮每军派与三斗，如何纳得？”邦奇曰：“此粮不但今日，我初到大同时便已行查，尚未回报。屯粮照旧征纳，荒粮查明蠲免。”众应曰：“诟其声如雷。”邦奇笑谓武公曰：“亦处分矣。”诸公曰：“可以具奏矣，奏草亦烦公为之，就对众公堂一挥笔可也。”稿成，诸公传览称善，三堂各令写本人写就，各用印实封，即时差人出城奏闻，地方稍安。

奏下兵部，朝廷以大同逆军再犯不悛，简侍郎胡公瓒为文提督，都督鲁公纲为武提督，出师问罪。敕内开写首恶郭疤子等十三人的名，仍敕瓒等：若大同送出首恶，即便班师；如不送出，进兵征剿。瓒等驻师天城，密行总兵、巡抚取首恶郭疤子十三人。逆军群噪于帅府曰：“进本讨赦，却请的兵来。”时逆军知取首恶而不知有的名。蔡公谕曰：“朝廷止取首恶，余皆受赏。前日擒杀八十人可作首恶，你们都该受赏矣，替你奏本班师。”奏既上，众心稍安。诸首恶皆系三堂头领，在三堂肘腋之下，每三堂有行必参其议。于是桂公独定密谋，伏兵于宅后，烹羊煮酒，召郭疤子等议赏格。议毕，令入后饮酒，至则当头一铜瓜打倒，拉入堂后斩首，如此者杀十一人。最后者二人同至，议毕令入饮酒，二人者觉其形色异常，夺门而走，上营房大叫曰：“总兵拏首恶哩！”桂公亲提兵捕获，斩其首，送赴提督军门，即以提督印信告示明告诸军曰：“首恶皆有的。”其肠胃着以衣冠，柱之以杖，二死人把勇宅门，二死人把帅府门，余皆悬首通衢。拥勇出于市，欲发之，靳副总兵随之。蔡公出救，谕众曰：“杀了桂总兵家众也无查考，杀了总兵如何回报朝廷？”靳曰：“蔡老爹说的是。”一军斫靳首，血流被面，复以刀斫蔡公轿。蔡公曰：“我替你们做好事，你们思量。”众曰：“也罢。叶总兵家眷最多，着叶总兵写个领状领了桂总兵去，若走了桂总兵，叶家一家寸靳不饶。”诸军于狱中取出旧总兵朱振立为总兵，马勇不得入城，回以变告。胡公取牌引烛焚之，谓勇曰：“无令人知。”遂班师而归，乃隐其别情，奏言如敕旨，既得首恶，因以班师。至于桂勇立朱振，则不可闻，乃奏言桂勇宜回府办事，又荐朱振堪为总兵，兵部亦朦胧覆奏从之。兹事也，首恶既得，若即便班师而不再妄动，则朝廷恩威两著，纪纲肃然振举。及其激成祸变，正宜赫然挥戈进兵征剿，却乃狼狈而归，于是乎大同纪纲废坠不可收拾矣。杀戮之惨，不足言也。后半年，桂公犹在囚中，蔡公再三开论，始放之归。大同诸志无一字实者，因著其大略而未及详也。

综观全书，作者以亲历者身份详记嘉靖甲申大同兵变的起因、经过与善后，涉及边镇军制、五堡修筑、军饷屯粮、巡抚总兵太监关系、军士哗变、朝廷抚剿策略等诸多层面，叙事细密，人物言行多具现场感，可与正史、方志互证。其写作动机之一，即因“大同诸志无一字实者”，故“著其大略”，具有补史、正史之意。此本为明万历间刊本，前16页为正文，未见目录、序跋。本次仅见前16页，后续内容待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