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史拾遗

本书为清代钱大昕所撰《考史拾遗》，1958年12月由商务印书馆初版、上海第1次印刷。据卷首商务印书馆《出版说明》，本书合《三史拾遗》与《诸史拾遗》两种而成：《三史拾遗》涉及《史记》《两汉书》，《诸史拾遗》起于《三国志》，终于《元史》，各为五卷，合称《考史拾遗》。两书内容连接，都是《廿二史考异》的续作，大部分为《考异》所未及，也有少数几处是发挥前书意有未尽处，如《诸史拾遗》卷二《新唐书》十一宗诸子宣宗子靖怀太子汉下“汉当作汉，已详考异”云云，即《考异》卷五十一的补充。

《出版说明》对本书的学术背景和整理情况作了较详细交代。说明指出，由于清代文字狱残酷，当时知识分子“通经”而不敢“致用”，史学方面尤其不敢提出独立见解，于是考据学兴起，读书人纷纷趋向经、史文字上的订正诠训，乾嘉时代这种风气发展到高峰，钱大昕正是这个时期的代表人物之一，其著作充分反映出上述倾向。《考史拾遗》和《考异》一样，都是企图通过文字校勘来订补史实，方法是以纪、传、志、表互校，或用碑志及有关文献的同一记载排比；此外还采入清代学者阎若璩、惠栋、段玉裁、赵翼、洪亮吉、陈鹤、李锐及其弟大昭（书中称晦之）、门人李赓芸等人的意见。因作者学问渊博、考据方法细密并能兼采众长，所以在史籍纠谬补阙方面作出了一定贡献。出版说明同时指出，今天研究历史科学首先要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方法，其次要占有史料并正确理解史料，本书只在后一个意义上还有一定参考价值；并提醒读者注意两点：其一，本书性质实等于一份比较精详的校勘记，对于史文只是节录，往往割裂文义，所注出处也有若干不够明确处，如《诸史拾遗》卷一《三国志·魏志·任城王彰传》注文及《邓艾传》裴注引《世语》等例，读者应细检史文参看，孤立去读不易看出道理；其二，任何著述都或多或少反映作者思想，本书虽以校勘文字为主，但作者无意中也流露对某些问题的看法，如《三史拾遗》卷四《王充传》中钱氏据王充比喻之辞证明其不孝，十分片面，也可看出作者站在封建统治阶级立场维护“孝道”，其历史观点较陈腐落后。出版说明还交代版本源流：本书初刻于1807年（嘉庆十二年），比《廿二史考异》刊行晚二十七载，一般刻本都附在《考异》后面并行；商务印书馆过去排印《廿二史考异》未附《拾遗》，现据潜研堂全集丛书本断句排印单行，以补其缺，将来《考异》如有重版机会，仍当合订在一起。

正文前有李赓芸识语，署嘉庆十二年冬十月，述钱大昕少耽乙部之书，博览群籍，积数十年心力撰《廿二史考异》百卷，乾隆庚子五月刊成并自为序；此后续有所得，又撰《史记》《两汉书》为《三史拾遗》；钱大昕捐馆后，李赓芸又得见所撰《诸史拾遗》，自《三国志》以迨《元史》咸具，皆所以补《考异》未备，足为读史者之助；李赓芸于郡政之暇略加校勘，版而行之。前20页正文可见《三史拾遗》卷一《史记》部分条目，包括《五帝本纪》《夏本纪》《周本纪》《秦本纪》《秦始皇本纪》《项羽本纪》《高祖本纪》《曹参世家》《孝景本纪》《十二诸侯年表》《六国表》《高祖功臣侯年表》《惠景间侯者年表》《历书》等，内容多涉及文字校勘、音训、地理沿革、年代推算、避讳改字及版本异文，如“依鬼神以剞”“居郁夷曰阳谷”“鸟兽字微”“浮于江沱涔于汉”“终南敦物”“始皇帝五十一年而崩”“项羽自立为西楚霸王王九郡都彭城”“日得甲子”等条，均可见其以纪传志表互校、兼采碑志文献的考证方法。本次仅见前20页，后续内容待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