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鉴纪事本末二百三十九卷 第一册

本册为《通鉴纪事本末》二百三十九卷本第一册，本次前20页所见以序文、牌记及版式图像为主，尚未见正文及总目。牌记题“光绪十三年丁亥十二月广雅书局重刻”，可知此本为清光绪十三年广雅书局重刻本。卷首所存序文数篇，对了解《通鉴纪事本末》的成书缘起、编纂体例、版本源流及清代重刻经过具有重要价值。张溥序首先提出“国之有史，史之有通鉴，通鉴之有纪事本末，三者不可一缺”，认为“国史因人，通鉴因年，本末因事”，人非纪传不显，年非通鉴不序，事非本末不明，学者欲观历代之史，必先观通鉴，既观通鉴不能即知其端，则必取纪事本末以类究之，故称袁枢此书“与司马同功”。序中述袁枢“喜诵资治通鉴，苦其浩博，为之区别贯通，号通鉴纪事本末”，参知政事龚茂良得其书奏上，孝宗读而嘉叹，颁赐东宫及江上诸帅，曰“治道尽是矣”，他日召为大宗正簿。序文又总述通鉴上起战国、下终五代，凡一千三百六十二年，为书二百九十四卷，又为目录三十卷、考异三十卷，而纪事本末“通理其间，其事二百三十有九，其书卷四十有二”，蛮夷僭窃、废兴存亡无不备，约而该、曲而当，兼具述与作之长。张溥序还纵论历代治乱，谓中国有事可书非中国之幸，宦官亡汉则兼党锢、董卓，两晋之乱则兼贾后、晋元、八王、五胡，武氏之祸则兼韦后、藩镇连兵，并论五胡十六国、北魏周齐之变，石虎、尔朱荣之厄，晋元帝、石敬瑭、宋高宗之不忍言，祖逖、岳飞之痛，田畴、龚壮之人心不绝，梁武帝纳侯景、景延广拒契丹之失，以及汉唐二代外戚、宦官、藩镇、女主之祸相师不能相鉴，最后称纪事之书“纲维条目，为世警戒”，读者可于贞观君道、诸葛臣节、明德阴教、择妇储训、左道美男、刑人妇言、匈奴叛服、黄巾聚散等事中得龟鉴。陈良弼序则述版本流传：节斋患严陵本字小且讹，精加雠校，易为大字刊版，家藏凡四千五百面，可谓善本；后版束之高阁四十余年，节斋孙赵明安过嘉禾，谒学宫，出所藏书版，愿置嘉禾学宫，偿半值即可，学之士议之，适御史宋一斋、佥宪邓善之按临是邦，良弼白其事，二公大喜，出中统钞七十五定偿之，赵亦不计，因书得版颠末于节斋叙次后，时延祐六年三月望日。另一序则强调“通鉴一书于治道最切实，诸史之精华，百代之龟鉴”，称袁公复作纪事本末，“区别条流，各从其类”，非求加于通鉴之外，盖通鉴以编年为宗，本末以比事为体，编年则虽一事而岁月辽隔，比事则虽累载而脉络贯联，读通鉴者如登高山、泛巨海，未易遽睹其津涯，得本末而阅之，则根干枝叶绳绳相生，不待反复它卷而瞭然在目中，故本末者通鉴之户牖，袁公之书殆司马文正之疏附先后。综合本次所见，此本卷首保存张溥、陈良弼等序，既可见《通鉴纪事本末》由南宋袁枢编纂、经孝宗嘉赏而流传的早期脉络，又可见元代严陵本、节斋大字本至清光绪广雅书局重刻的版本递嬗，对研究纪事本末体史书的编纂宗旨、版本系统及清代书局刻书活动均有参考意义。本次仅见前20页，后续内容待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