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治通鉴总要通论

《资治通鉴总要通论》为明代潘荣所撰史论，明隆庆二年金陵龚碧川刊本，本次所见为前16页。卷端题“资治通鉴总要通论”，正文以“阳节潘氏荣曰”发端，开篇即提出治天下有道、有法、有本：治天下有道，亲贤远奸而明；治天下有法，信赏必罚而断；治天下有本，礼乐教化而顺。作者认为，明则君子进、小人退，断则有功劝、有罪惩，顺则万事理、人心悦而天下和；而三者之要在于身，身端心诚，则不令而行。此一总纲奠定了全书以儒家礼乐教化、正身正朝廷为宗旨的评论基调。

其后，作者依时代先后历论唐虞三代至宋元之治乱得失。文中述唐虞三代礼乐教化大行，不言而信，不怒而威，无为而治；又论夏、商、周衰亡之由，以为夏以妹喜、商以妲己、周以褒姒，佚欲亡人，百令不行。周室东迁之后，王政不行，诸侯争霸，战国纷争，孟子去魏适齐，陈王道以正人心。秦统一后，作者批评秦政之暴，并论赵高、李斯之祸，指出秦未亡而李斯、赵高先夷三族，奸臣误国亦自取灭亡。

论汉，作者谓汉高祖去古未远，豁达大度，从谏如流，可與有為，然轻士嫚骂、尊大臣张良托以辟谷，萧何、曹参、陈平、周勃以诈力安天下，古礼不复、古乐不作。汉文帝沉潜而不能刚克，汉武高明而不能至克，穷兵黩武、虐民事神，海内虚耗，至轮台之诏乃有悔心。汉昭帝十四而识上官桀之诈，似可有为，惜霍光不学无术，不能以道事君。光武有志于治而辅相非其人，孔明有王佐之才而当奸雄僭窃之际，道子虽有大志而不得其位。邹骘、杨震之徒不识保身之机，外戚之祸、内竖之变中移于王侯。作者又论东汉末黄卓、曹操之乱，叹息“卒卒坏于黄卓曹操，承之以移滞杀”。

论魏晋南北朝，作者述拓跋氏兴，佐以崔浩、高允之徒，既治且安；魏孝文风移俗易，庶几为礼义之邦；宇文高祖宗、周世宗亦贤。江左君臣宁不知愧。又谓三年之丧自天子达于庶人，文景能复行者惟晋武帝、魏孝文、周高祖数君而已。然自晋至隋，南北之君率多不得其死，盖以不仁上行而下效，身为天子死无噍类。隋杨广弑父自立，即以败亡，作者以赵高、杨素之效致扶苏、杨勇之死，为隋速亡之戒。

论唐，作者谓唐太宗号为英主，百战而有天下，偃武修文，励精求治，身致太平，刑措不用，亦希世贤君；然以君德论之，则用宫人私侍以起其姿，纳东刺王妃而封子明，其谬已甚。若非魏徵展肃之节，则明母又继文德而后矣。闺门如此，子孙安得有正家之能？故武氏经事先荣，大其色，丑薄王中宗；明皇赐洗儿钱于贵妃，卒为天下后世非笑。作者又论唐之乱始於武鼎，危於贵妃，坏於藩镇，亡於宦官，李勣、李义府、许敬宗、郑愔、崔湜、武三思、李林甫、杨国忠、李辅国、卢杞、江载之流与后妃宦官内外交缔，始终为祸，非一朝一夕之故。

论五代至宋，作者述宋太祖末年为学晚好读书，叹尧舜之世四凶之罪止於投窜，何近代法纲之密；於是立法鞭扑不行於殿陛，骂辱不及於公卿，臣下得以有为，忠君爱国之心油然而兴。命曹彬下江南，戒以切勿暴掠生民；曹彬至城下焚香约誓，一不妄杀。遣吴越归国而使知不眚之意；待诸降主以实礼；易诸节镇以儒臣；举德行孝悌之士，以隆礼义廉耻之风。作者赞宋太祖“人主如是，亦庶乎其知九经之义哉”，又引其“洞开重门，正如我心，少有邪曲，人皆见之”。宋太宗即位之初首开崇文馆，与诸王宰相翻阅书籍，选文章有德之士教导王子，戒以忠孝为先，又能作兴文学以风四方。宋仁宗力行恭俭，正身率人，终始如一，升遐之日虽深山穷谷亦奔走悲号如丧考妣。英宗气质尤美，谦恭以任贤臣而天下无事。哲宗垂帘之政，宣仁有言“苟有利於社稷，吾無愛於髮膚”，任贤不贰，去谗不疑，故自建隆至於元祐，号称治平之世，人才之盛亦莫过於宋。作者列举赵普、范质、李沆、张齐贤、向敏中、寇准、蔡襄、晏殊、王旦、王曾、杜衍、赵抃、韩琦、范仲淹、富弼、欧阳修、苏轼、司马光等，以为大贤文章德业前世无比。

然作者亦批评宋神宗锐意圖治，上慕唐虞，与王安石君臣之间求济斯道，方仰其有为，而王安石之学既就，引用凶邪，交治为诸，使天下之人嚣然丧其乐生之心，卒之群奸缠进，酿成靖康之祸。又谓宋人君仁厚有余而刚断不足，人臣德业有加而道则未尽明；真宗不知寇准之贬，哲宗不識吕惠卿之奸，哲宗尤庸，信任奸慝，屏逐忠贤；岳飞破敌终还两宫，秦桧矫诏班师而杀之，高宗若不闻。张浚、赵鼎、真德秀、魏了翁之贤立朝未久，非惟不能正群邪之罪，而反有败责窜逐之冤。秦桧、韩侂胄、史弥远、贾似道以元凶居首相，布滿朝廷，祗为身谋，卒以误国，而人主方以为忠。文天祥拜相於国事既去之余，能以身任三百年纲常之重，从容就义於颠沛流离之际，为国之光，作者以为亦祖宗尊贤敬士之报。全书又论“君正朝廷、朝廷正百官、百官正万民”，论四夷与中国治乱，论尧舜之道孝悌而已，论修己安百姓、唐虞之治，论汉祖唐宗宋祖之所以兴，论末世崇尚虚无、信诱邪说之败亡，论佛老之害甚於杨墨，引孟子、韩愈之说，主张明先王之道以道之。又论辨人才、审治体、美教化、厚人伦为明道之实，批评汉武帝好儒术而所与论者公孙弘、东方朔、司马相如之徒，宋神宗慕王道而所用者王安石、吕惠卿、章惇、蔡卞之流，创置新法以扰民用。作者强调为君难、为臣不易，治乱兴亡之所由不可不慎，又谓观人才之吉凶知私家之休戚，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不可以成败论英雄。书中还论诸葛亮辅汉於蜀、狄仁杰及周为唐，其心一也；郭汾阳克复二京而终身谨畏，岳武穆志存雪耻而身死权奸，其道同也；曹操睥睨神器、狐媚欺孤，李斯、赵高、李林甫、杨国忠等皆以自灭。末论治天下必以人才为本，求人才之道又以教化为先，欲行教化非礼乐不可，礼乐不行则教化不行，民无所措手足，三纲不正、九畴不叙，而欲致天下之治者远矣。故治天下者必本之身，身端心诚，则贤才辅而天下治。

本书虽题《资治通鉴总要通论》，但前16页所见并非《通鉴》原文或注释，而是通论历代治乱兴亡的史论文字，涉及上古至宋元，评论对象包括君主、大臣、制度、风俗、学术、宗教等，具有明显的经世致用与理学教化色彩。版本为明隆庆二年金陵龚碧川刊本，行款、版式及内府刻书特征尚待后文进一步查证。本次仅见前16页，后续内容待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