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书朱子本义汇参 第十九册

本册为清王步青编辑《四书朱子本义汇参》第十九册，清嘉庆后据乾隆十年刊本，本次仅见前20页。卷端先列“孟子序说”，次列“孟子集注本义汇参卷之一 梁惠王章句上”，版心见“敦复堂”“文会堂”字样，可知第十九册主要收录《孟子》卷首序说及《梁惠王章句上》的朱熹集注与诸家本义汇参。序说部分引《史记列传》述孟轲为邹人，受业子思之门人，道既通，游事齐宣王，宣王不能用，适梁，梁惠王不果所言，以为迂远而阔于事情；当是之时，秦用商鞅，楚魏用吴起，齐用孙子田忌，天下方务于合从连衡，以攻伐为贤，而孟轲乃述唐虞三代之德，是以所如不合，退而与万章之徒序《诗》《书》，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序说又汇辑赵岐、程子、韩子、杨氏、尹氏、晁氏等说，论孟子通五经尤长于《诗》《书》，知《易》与《春秋》，其学已到圣处，有英气，有功于圣门，言性善、养气皆前圣所未发；韩子以孟子为“醇乎醇”，荀扬“大醇而小疵”，又谓“孟子功不在禹下”；杨氏谓《孟子》一书“只是要正人心，教人存心养性，收其放心”，论仁義禮智以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心为之端，论邪说之害则曰“生于其心，害于其政”，论事君则曰“格君心之非，一正君而国定”；尹氏谓赵岐未为知孟子，孟子精通于《易》。正文《梁惠王章句上》首章“孟子见梁惠王。王曰：叟不远千里而来，亦将有以利吾国乎？孟子对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先列朱熹集注，释仁为“心之德、爱之理”，义为“心之制、事之宜”，引程子明道“仲尼言仁未尝兼义，独于《易》曰立人之道曰仁与义，而孟子言仁必以义配，盖仁者体也，义者用也”，又引杨氏、尹氏、南轩张氏、庆源辅氏、新安陈氏、觉轩蔡氏、太史公、东阳许氏等说，反复申明义利之辨、上下交征利而国危、万乘之国君弑君者必千乘之家、苟为后义而先利不夺不餍，以及“未有仁而遗其亲者也，未有义而后其君者也”，归结于“王亦曰仁义而已矣，何必曰利”。第二章“孟子见梁惠王，王立于沼上，顾鸿雁麋鹿，曰：贤者亦乐此乎”，孟子对“贤者而后乐此，不贤者虽有此不乐也”，引《诗·大雅·灵台》“经始灵台，经之营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及《汤誓》“时日害丧，予及女偕亡”，说明文王与民偕乐故能乐，桀独乐而不恤其民故不能乐。本册编纂体例以朱熹《孟子集注》为底本，逐章逐句汇辑宋元明清诸家之说，分列“精义”“语类”“蒙引”“存疑”“说统”“辑语”“条辨”“庆源辅氏曰”“新安陈氏曰”“觉轩蔡氏曰”“东阳许氏曰”等名目，兼采程子、杨氏、尹氏、南轩张氏、辅氏、陈氏、蔡氏、许氏、太史公等说，折衷于朱熹集注，体现出清代四书“汇参”体著作博采众说、以朱子为归的编纂特点。版本方面，本册为清嘉庆后据乾隆十年刊本，版心“敦复堂”“文会堂”可为了解该书刊刻源流提供线索。鈐印图像可见，但印文未能辨识。文献价值在于：其一，保存了《孟子》卷首序说及《梁惠王章句上》首二章的集注与诸家汇参资料；其二，展示了清代四书汇参体著作的编纂体例与朱子学传承形态；其三，所引诸家之说多有今已不易见者，可供辑佚与学术史研究参考。本次仅见前20页，后续内容待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