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经通论十八卷 前一卷 第七册

本书为清同治六年刊《诗经通论》十八卷前一卷之第七册，卷端题“詩經通論卷十四 大雅”，属该书中《大雅》部分的评析内容。本次OCR提取前20页，所见篇目包括《行苇》《既醉》《凫鹥》《假乐》《公刘》《泂酌》《卷阿》《民劳》《板》等，尚未进入全书其他卷册，但已可较清晰地见其解《诗》方法、论说重点与学术取向。

《行苇》篇，姚际恒先列经文，标注“本韵”“兴也”“赋也”等，继引《小序》“忠厚”、《左传》“雅有行苇，昭忠信也”、《大序》“内睦九族，外尊事黄耇，养老乞言，以成其福禄焉”，并驳朱仲晦“逐句生意，无复伦理”之说，认为末章惟言优老，非养老之礼，乞言尤涉附会；又引邹肇敏、何玄子驳朱之说，认为“二说驳朱皆是”。姚氏进而判断此诗为“燕同异姓父兄宾客之诗，而酬酢射礼亦并行之，终之以尊优耆老焉”，并说“古礼不可考，不得以后世礼文执而求之也”。篇中又引何玄子以《吴越春秋》《列女传》《潜夫论》《后汉书》桓荣语证此诗美公刘，姚氏称“何氏搜考可谓博矣”，然“未必为此诗正解”，故“载于此以备一说”。其解“行”字，谓“行苇当音杭，谓成行列也”，不以如字训道；又分三章“敦弓既坚”为“正射”、“敦弓既句”为“终射”，四章因老者不射而酌大斗以祈年、相与引翼而出，以见优老之意。

《既醉》篇，姚际恒驳《小序》“太平泛混”、《大序》“醉酒饱德，人有士君子之行”为“规摹孟子，绝可笑”，又驳《集传》谓“父兄所以答行苇”之说，指出“行苇既未必为祭诗，又何答也？且后数章皆从公尸嘉告而衍之，非谢答之辞也”，判断此诗为“祀宗庙礼成，备述神嘏之诗”。其解“醉酒”谓“尸犹与生人同；饱德则与生人异，在不即不离间，真善于言尸之饱也”，并称此非后世摛词家所能梦见。对“高朗令终”，姚氏引郑氏“天既与女以光明之道，又使之长有高明之誉而以善名终”，而驳孔氏释“令终”为“考终命”、郑氏以“景福”为五福之误；对“类”字，引郑氏“族类”及《春秋传》颍考叔纯孝施及庄公为证，驳毛传训“善”、《集传》从之之非。可见其解诗注重礼制背景与字义训诂，不为成说所拘。

《凫鹥》篇，姚际恒引《序》“守成泛混”、郑氏“祭祀既毕，明日又设礼而与尸燕”之说，认为“此说可为诗旨”，而《集传》本之谓“祭之明日绎而宾尸之乐”则又有误；引孔氏分别大夫宾尸与天子诸侯绎祭之礼，惜其“未阅耳”。又引严氏渭水、丰水、泾水地理之说，认为此诗当为武王祭祀之诗，首章“泾”是水名，余从泾上推说；“公尸”者，组绀以上第祀以天子之礼而不追王，其尸服以先公之服，故称“公”。

《假乐》篇，姚际恒引《左传》《中庸》作“嘉乐”，指出“君子显显令德”起二句无韵；驳《小序》“嘉成王”义疏、《集传》“公尸之所以答凫鹥”为武断，引何玄子“赞美武王之德、祭武王之诗”之说，然亦以为“此出时艺，作《中庸》‘舜其大孝也与’章以武并舜之习说耳，岂可用于此诗”，末谓“或是成王之朝而其所用则不敢强解”。其分章从旧本《中庸》引此诗首章可证，不从严氏六章、季明德三章之分。

《公刘》篇，姚际恒引《小序》“召康公戒成王”，谓“诗无戒辞，召康公亦未有据”，《集传》漫从之非是；引金仁山说，认为《七月》及《笃公刘》皆豳之遗诗，其言“极道冈阜佩服物用里居之详”，“安有去之七百岁而言情状物如此之详若身亲见之者”，姚氏称“此说深为有理”，判断此诗为“豳民咏公刘之旧诗，而周召之徒传之以陈于嗣王”。其解公刘迁豳，驳毛传“居于邰而遭夏人乱，迫逐公刘”之说，认为不窋失官而奔于戎狄之间，公刘为不窋之孙，乃自戎狄处迁，非自邰迁；“公刘自不安于戎狄之地而迁之，非迫逐也”。又解“舟”为佩玉、佩刀，“鞞”为刀鞘，“琫”为刀上玉饰，“容刀”为鞞之容此刀，驳毛传、集传诸误；解“百泉”引严氏、曹氏、何玄子之说，以今庆阳、平凉、邠州地理当之；解“京”引何玄子“营建甫毕即是举迁庙之礼”，以“筵几”为供神、“登”为登进神之衣服、“依”为神所依；解“三单”为“三军尽出”，驳郑氏“无羡卒”之迂凿；解“彻”为治田为粮，论井田助法与商周公田之制，驳《集传》“通力而作，计亩而分”之说，谓“必不可行”；解末章“夹其皇涧，遡其过涧”为夹涧而居、遡涧开门，引沈无回说以“末章处新附民”为公刘作馆以居新附之民。

《泂酌》篇，姚际恒驳《小序》“召康公戒成王”未有以见其必然，《大序》“皇天亲有德、飨有道”依仿《左隐三年》周郑交质中语，“益鄙浅”；论诗之取兴“多有微微相关者，不必执泥求之”，引《集传》及苏氏、或说，而以为“二说曲合兴义，未免迂滞”，故详载以备考。

《卷阿》篇，姚际恒驳《小序》“召康公戒成王”未见必然，引《书·立政》“继自今立政，其勿以憸人，其唯吉士”语意相近，谓“则亦谓周公也”；驳《大序》“用贤求吉士”无意义，且“亦只说后得半”；认为此篇自七章至十章始言求贤用吉士之意，首章至六章皆祝劝王之辞，五章“亦见用贤意”，然“岂弟君子，四方为则”仍祝劝之辞；驳郑氏切合《大序》求贤之说以通篇皆作求贤解、以“岂弟君子”指贤者，谓“岂弟君子从来指王，不应此篇独指贤者”；驳严氏“周公有明农之请”及“每章岂弟君子凿实为指贤”为武断。其解“弥尔性”为“充足其性，使无亏间”，不可解作终命，亦不可说入理障；“先公”似指文武，当曰先王，亦可互称。解七章引《集传》郑氏“因时凤凰至故以为喻”；解九章“凤凰鸣矣，于彼高冈；梧桐生矣，于彼朝阳”，认为“凤凰之鸣在于高冈，梧桐之生亦在高冈，适当朝阳，而凤凰栖止其上，喻贤人适汇集于朝宁之地，志一时之极盛”，其意不尽，又于梧桐申之以“菶菶萋萋”、凤凰申之以“雝雝喈喈”，“皆镂空之笔，不着色相，斯为至文”；驳郑氏以凤凰鸣高冈喻贤者居高位、以梧桐喻君、以朝阳为温仁之气喻君德，及毛传“梧桐不生山冈，太平而后生朝阳”之模糊两歧。末章论“王朝虽多吉士，犹恐野有遗贤，欲王多盛其车马以待之”，驳《集传》以承上章为兴、以上章为兴、以此章为所兴之事，及以“菶菶萋萋”兴君子之车马、“雝雝喈喈”兴众多而闲习之不可解。

《民劳》篇，姚际恒合《小序》“召穆公刺厉王”与《集传》“同列相戒之辞”两家之说，谓“当云召穆公刺厉王用事小人以戒王也”；解首章“开口说民劳，便已凄楚；汔可小康，亦安于时运而不敢过望之辞”，又谓“曰可者，又见唯此时为可，他日恐将不及也，亦危之之辞”；指出王所用之人“必阴为诡随以惑上意，而实为寇虐以害生民”，故每章提唱“无纵诡随”“式遏寇虐”，其意最重乎此；各章上八句一意而以承接见变换，末二句每章各出一义，分别为“诱之以勉其终”“教之以近君子”“深责之”等；五章“缱绻”字妙，写“小人之固结其君，君之留恋此小人”，末二句“王虽爱女，而我用大谏之”，述作诗之旨。

《板》篇，姚际恒引《小序》“凡伯刺厉王”，按“厉王时唯召穆公、凡伯为老臣，故分上篇为召穆公，此篇为凡伯”，可见其以诗篇作者与时代相系。本次OCR至《板》篇开头而止，后续内容待补。

总体可见，姚际恒《诗经通论》卷十四大雅部分，逐篇先列经文、标注韵读与赋兴，继引《小序》《大序》、毛郑、《集传》及诸家之说，再加按语辨驳，或肯定、或纠正、或存疑，尤重礼制背景、字义训诂、地理史事与诗旨判断，不为成说所囿，是研究清代《诗经》学与姚际恒诗学思想的重要文献。本次仅见前20页（卷十四《大雅》部分内容），后续内容待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