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经解汇函附小学汇函 第十三册

本书为《古经解汇函附小学汇函》第十三册，源文件名标注为“古经解汇函附小学汇函第十三册”，本次所见为清同治十二年刊本之前20页。卷端题“古經解彙圖第十六”“春秋繁露”，署“餘姚盧氏抱經堂本”，版心及卷端多见“古經解彙圖第十”“春秋繁露目錄”等字样。据此可知，本册所收为汉董仲舒《春秋繁露》十七卷，据余姚卢氏抱经堂本刊入，前有楼郁序、四库馆臣奏校语、卢文弨书目录后及参校人名氏，后接目录及卷一正文。

本册前20页依次收录：宋庆历七年四明楼郁《春秋繁露序》，述《春秋》之道与董仲舒之学，谓“六经道大而难知，惟春秋圣人之志在焉”，自孔子没，传者五家，用于世才三家，公羊之学后有胡母子都、董仲舒治其说，董生之书“视诸儒尤博极闳深”，本传称《玉杯》《繁露》《清明》《竹林》之属，今其书十卷又总名《繁露》，太原王君家藏此书，求序于楼郁，因书其本末。次列“春秋繁露参校本及新校人名氏”，以聚珍版本为主，参取蜀中本、明嘉靖甲寅周大夫所刻宋本、明程荣何允中两家本，并列江阴赵曦明、江都江恂、江都秦黌、临潼张坦、常熟陈桂森、金坛段玉裁、琼山吴典学、嘉定钱唐、江都秦恩复、太仓陆时化、余姚卢文弨、休宁陈兆麒、江宁齐韶等校人名氏。次列《春秋繁露目录》，卷一为楚庄王第一、玉杯第二，卷二竹林第三，卷三玉英第四、精华第五，卷四王道第六，卷五正贯第十一、十指第十二、重政第十三，卷六服制象第十四、二端第十五、俞序第十七、考功名第二十一、通国身第二十二、三代改制第二十三、度制第二十七、爵国第二十八、仁义法第二十九、必仁且知第三十、身之养第三十一、对胶西王第三十二、观德第三十三、深察名号第三十五、实性第三十六、诸侯第三十七、五行对第三十八、阙文第三十九、阙文第四十，卷十一为人者天第四十一、五行之义第四十二、阳尊阴卑第四十三、王道通三第四十四、天容第四十五、天辨在人第四十六、阴阳位第四十七，卷十二阴阳终始第四十八、阴阳义第四十九、阴阳出入第五十、天道无二第五十一、暖燠孰多第五十三、阙文第五十四，卷十三四时之副第五十五、人副天数第五十六、同类相动第五十七、五行相生第五十八、五行相胜第五十九、五行逆顺第六十、治水五行第六十一，卷十四治乱五行第六十二、五行变救第六十三、五行五事第六十四、郊语第六十五，卷十五郊祭第六十七、郊事对第七十，卷十六执贽第七十二、山川颂第七十三、求雨第七十四、止雨第七十五、祭义第七十六，卷十七如天之为第八十、天地阴阳第八十一、天地施第八十二。目录中附有校勘按语，如“舊本相生篇在相勝篇後，案文義當在前，今移正”“此當在五行五事篇後”等，可见卢文弨等对篇次有所校正。

目录之后为四库馆臣奏校语，述《春秋繁露》十七卷，汉董仲舒撰，“繁”或作“蕃”，古字相通，其立名之义不可解，南宋馆阁书目谓“繁露，冕之所垂，有联贯之象，春秋比事属辞，立名或取诸此”，亦以意为说。又称其书发挥《春秋》之旨，多主公羊，而往往及阴阳五行；考仲舒本传，《蕃露》《玉杯》《竹林》皆所著书名，而今本《玉杯》《竹林》乃在此书中，故《崇文总目》颇疑之，程大昌攻之尤力；然观其文，虽未必全出仲舒，然中多根极理要之言，非后人所能依托。又称是书宋代已有四本，多寡不同，至楼钥所校乃为定本，楼钥本原阙三篇，明人重刻又阙第五十五篇及第五十六篇首三百九十六字、第七十五篇中一百八十字、第四十八篇中二十四字，又第三十五篇颠倒一页，遂不可读，其余讹脱不可胜乙，海内藏书之家不见完本三四百年于兹；今以《永乐大典》所存楼钥本详校其异于他本者，凡补一千一百余字，删一百十余字，改定一千八百二十余字，“神明焕然，顿还旧观”，虽曰习见之书，实则绝无仅有之本。末署“乾隆三十八年十月恭校上”。其后为卢文弨乾隆五十年《书目录后》，述其覆加考核、合资雕版，以广其传，并谓“是书之大指在乎仁义，仁义本乎阴阳，阳居大夏而阴居大冬，见天之任德不任刑也”，又言“除秽不待时，如天之杀物不待秋”，可见董子之论非倚于一偏；又举《重政篇》云“圣人所欲说，在于说仁义而理之”，以明其立言本意；并谓“我皇上新考试词臣，取仲舒语以仁安人、以义正我命题”，而于是书犹有取尔，学者尤不可不读。末署“乾隆五十年十月旧史官臣卢文弨谨书目录后”。

正文卷一“楚庄王第一”开篇即论《春秋》书法，谓“楚庄王杀陈夏徵舒，春秋贬其文，不予专讨也；灵王杀齐庆封而直称楚子，何也？曰：庄王之行贤而徵舒之罪重，以贤君讨重罪，其于人心善，若不贬，孰知其非正经？春秋常于其嫌德者见其不得也”。又论齐桓不予专地而封、晋文不予致王而朝、楚庄弗予专杀而讨，“三者不得，则诸侯之得殆此矣”。文中还论“春秋尊礼而重信，信重于地，礼尊于身”，举宋伯姬疑礼而死於火、齐桓公疑信而亏其地为例，谓“礼而信，礼无不答，施无不报，天之数也”。又论“春秋分十二世以为三等，有见、有闻、有传闻”，谓“于所见微其辞，于所闻痛其祸，于传闻杀其恩，与情俱也”，并举例“逐季氏而言又雩，微其辞也；子赤杀，弗忍言日，痛其祸也；子般杀而书乙未，杀其恩也”。又论“春秋之道，奉天而法古”，谓“虽有巧手，弗修规矩，不能正方员；虽有察耳，不吹六律，不能定五音；虽有知心，不览先王，不能平天下”，强调“王者必改制”非改其道、非变其理，乃“受命于天，易姓更王，非继前王而王也”，故“徙居处、更称号、改正朔、易服色”，以“顺天志而明自显”，而“大纲、人伦、道理、政治、教化、习俗、文义尽如故”，故“王者有改制之名，无易道之实”。又论作乐之义，谓“乐异乎是，制为应天改之，乐为应人作之”，举舜作《韶》、禹作《夏》、汤作《护》、文王作《武》为例，说明“四乐殊名，则各顺其民始乐于己也”。卷一“玉杯第二”则论“春秋讥文公以丧取”，谓“春秋之论事，莫重于志”，文公纳币之月在丧分，故谓之丧取；又论“礼之所重者在其志”，“志为质，物为文，文著于质，质不居文，文安施质？质文两备，然后其礼成”，并谓“孔子立新王之道，明其贵志以反和，见其好诚以灭伪”。文中还论“春秋之法，以人随君，以君随天”，“屈民而伸君，屈君而伸天，春秋之大义也”，以及“春秋论十二世之事，人道浃而王道备，法布二百四十二年之中，相为左右，以成文采”，强调“合而通之，缘而求之，五其比，偶其类，览其绪，屠其赘”，以见“人道浃而王法立”。整体可见本册所收《春秋繁露》以《春秋》公羊学为本，发挥天人关系、阴阳五行、礼乐改制、仁义法度等义理，是研究董仲舒思想及汉代春秋学、政治哲学的重要文献。本次仅见前20页，后续内容待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