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程全书六十七卷 第十四册

本书为《二程全书》六十七卷本之第十四册，OCR所见为《伊川经说》卷之四，卷端题“伊川经说卷之四”，内容为《春秋传序》及《春秋》隐公、桓公部分的注解，版本为清同治五年刊本。

卷首《春秋传序》为程颐自撰，末署“有宋崇宁二年四月乙亥伊川程颐序”。序文从“天之生民必有出类之才起而君长之”说起，论述二帝而上圣贤世出、随时有作，三王迭兴、三重既备，人道备而天运周；圣王不复作，有天下者虽欲仿古之迹亦私意妄为，秦以建亥为正、汉专以智力持世，皆不知先王之道。孔子当周之末，顺天应时之治不复有，于是作《春秋》为百王不易之大法，所以考诸三王而不谬、建诸天地而不悖、质诸鬼神而无疑、百世以俟圣人而不惑。序中批评后世“以史视《春秋》，谓褒善贬恶而已，至于经世之大法则不知也”，强调《春秋》大义数十，其义虽大炳如日星乃易见，惟其微辞隐义、时措从宜者为难知，“或抑或纵，或与或夺，或进或退，或微或显，而得乎义理之安、文质之中、宽猛之宜、是非之公，乃制事之权衡、揆道之模范也”。序中又谓学《春秋》者必优游涵泳、默识心通然后能造其微，后王知《春秋》之义则虽德非禹汤尚可以法三代之治；自秦而下其学不传，故“作传以明之，俾后之人通其文而求其义，得其意而法其用则三代可复也”。此序是程颐《春秋传》的总纲，集中体现其以义理统摄史事、以经学经世的解经宗旨。

正文从“春秋鲁史记之名也”开始，逐条注解《春秋》经文。开篇总论称“夫子之道既不行于天下，于是因鲁《春秋》立百王不易之大法”，平王东迁在位五十一年卒不能复兴先王之业，王道绝矣，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适当隐公之初，故始于隐公。以下按年逐条疏解，如隐公元年“春王正月”，程颐注“元年隐公之始年，春天时，正月王正，书‘春王正月’示人君当上奉天时、下承王正，明此义则知王与天同大，人道立矣”；又辨“隐不书即位”乃“明大法于始”，“诸侯之立必由王命，隐公自立故不书即位，不与其为君也”。隐公元年“郑伯克段于鄢”，注“郑伯失为君之道、无兄弟之义，故称伯而不言弟；克，胜也，言胜段之强，使之强所以致其恶也”。隐公元年“天王使宰咺来归惠公仲子之赗”，注“王者奉若天道故称天王，其命曰天命，其讨曰天讨，尽此道者王道也；后世以智力把持天下者霸道也”。隐公二年“公会戎于潜”，注“周室既衰，蛮夷猾夏有散居中国者，方伯大国明大义而攘斥之，义也；其余列国慎固封守可也，若与之和好以免侵暴，非所谓‘戎狄是膺’，所以容其乱华也，故《春秋》华夷之辨尤谨”。隐公四年“卫州吁弑其君完”，注“自古篡弑多公族，盖谓先君子孙可以为君，国人亦以为然而奉之，《春秋》于此明大义以示万世，故《春秋》之初弑君者皆不称公子公孙，盖身为大恶，自绝于先君矣，岂复得为先君子孙也”。桓公元年“公即位”，注“桓公弑君而立，不天无王之极也，而书‘春王正月公即位’，以天道王法正其罪也”。桓公二年“宋督弑其君与夷及其大夫孔父”，注“桓公无王而书王正月，正宋督之罪也；弑逆之罪不以王法正之，天理灭矣，督虽无王而天理未尝亡也”。桓公二年“取郜大鼎于宋，戊申纳于太庙”，注“四国既成宋乱，而宋以鼎赂鲁，齐陈郑皆有赂，鲁以为功而受之，故书‘取’，以成乱之赂器置于周公之庙，周公其飨之乎？故书‘纳’，纳者弗受而强致也”。桓公三年“公会齐侯于嬴”，注“桓公弑君而立，元年书王以王法正其罪也，二年宋督弑君以王法正其罪也，三年不书王，见桓之无王也；会齐侯于嬴，成昏于齐也”。桓公五年“秋蔡人卫人陈人从王伐郑”，注“王夺郑伯政，郑伯不朝，王以诸侯伐郑，郑伯御之，战于繻葛，王卒大败；王师于诸侯不书败，诸侯不可敌王也；于夷狄不书战，夷狄不能抗王也，此理也，其敌其抗，王道之失也”。程颐解《春秋》不废史实，而更重义理阐发与王道褒贬，强调“《春秋》大率所书事同则辞同，后人因谓之例，然有事同而辞异者，盖各有义，非可例拘也”，体现出宋代理学解经“以义理为主、不拘例例”的学术特点。

本册为清同治五年刊本，保存了程颐《春秋传》的序文及隐公、桓公部分注解，对研究二程经学、宋代春秋学、理学解经方法及宋明理学思想具有文献价值。本次仅见前20页，后续内容待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