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行集传

《儒行集传》二卷，明黄道周辑，是黄道周在经筵直讲时表进御览的经学著作。本次OCR仅提取前20页，卷端、正文全貌及后序跋尚未完整展开，所见主要为重刻牌记、宋鎔重刻小序、彭定求原序、陈奕銓书后及所附黄道周史传，已可大致呈现本书的成书背景、内容宗旨、重刻源流与文献价值。

据彭定求原序，本书为“漳浦石斋黄先生直讲筵时表进御览之书”。黄道周为“旷代人豪”，论学大旨主于湛深经术、洞乎独辟阃奥，著书不下数十种，而《儒行集传》特示“千古真儒准绳”。其书“举圣言十六条中具百二十二义，博采经传子史所载贤人君子禔躬荷道、救时范俗之实行，一一与圣言合符者，引端竟委，累若贯珠”，使“儒之真者昭然不可诬，而伪者亦无容厕足于其际”。彭定求又引东莱吕氏之说，谓《儒行》一篇“自浅至深而卒归于仁”，儒者之行出于德性之所安，无有众物之可累；而黄道周“运丁板荡，深慨当世儒者类皆文盛实衰，毁誉混淆，进退倒置”，特以一身“刮垢磨光，孤忠抗节，百折不回”，论者谓其“三黜不辞，剖心一生，强半庐墓，卒之致命遂志，屹为宇宙完人”。因此，本书之作“实自写其生平建竖品概”，其于历代真儒“有形影相肖、音响相和者”，是“修之家、献之廷不能自已其款款之诚”的经世之作。这些评述既揭示了《儒行集传》以《礼记·儒行》为纲、博采经传子史以证真儒实行的编纂特点，也点明了黄道周以忠节践履儒行的精神底色。

重刻小序署道光四年甲申仲春长洲后学宋鎔撰。宋鎔自述夙慕气节文章之士，谓“有气节而后可厉风俗，有文章而后可阐义理，二者虽异，抑亦交相用也”。偶诣尢春樊舍人，见几案间有《儒行集传》二卷，“心向往之，借而卒读，慨然想见公羽翼经传、扶持世道之苦心”。后舍人索归，询知板久散亡，仅留是编，珍若拱璧，屡欲重镌以乏赀中止。宋鎔怦然心动，因思黄道周理学大儒、气节屹立千古，原不藉可磨灭之书，而“儒之鹄在是，行之砥亦在是，是有德之言、载道之文也，是礼义廉耻之大坊也”，读是书而任其散亡不可，遂属石琢堂太史覆校而重镌之。牌记“道光甲申重镌 儒行集传 凝远堂宋藏板”，正与宋序相合，可知今所见为清道光四年凝远堂重刻本系统。

陈奕銓书后则述重刻缘起：其先大父林岫公绩学砥行，孜孜不倦，尤乐于为善，见石斋先生此传赞叹不置，谓“是诚圣贤之正脉，吾人之准的也”，每欲谋剞劂以公同好而志未遂；陈奕銓追绎前训，今春侍彭定求夫子斋头出示此书，其向往服膺与先大父若出一辙，遂受而卒业，同行较订，亟登梨枣，以遵遗志。书后署康熙庚辰，可知本书在康熙间已有彭定求、陈奕銓等谋刻之举，道光重刻又承此绪。

所附黄道周史传，详记其天启二年进士、改庶吉士、授编修、为经筵展书官，及崇祯间三疏救钱龙锡、上疏论治乱、斥周延儒温体仁、复官后上“三罪四耻七不如”疏、廷推阁臣不用、草三疏劾杨嗣昌陈新甲方一藻等事迹，OCR至“嗣昌在事二年”止。史传与本书“儒行”主题相互映发，可见黄道周并非空言经义，而是以一生气节践履儒行，故其书在当时及后世均被视为“羽翼名教”之作。本书版本方面，前20页见“道光甲申重镌”“凝远堂宋藏板”，又有康熙庚辰彭定求序、陈奕銓书后，可判为清道光四年凝远堂重刻本；全书二卷，据原序“儒行集传二卷”及重刻小序“二卷”可证。本次仅见前20页，正文十六条、百二十二义的具体条目及后跋待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