申学士校正古本官板书经大全

《申学士校正古本官板书经大全》为明代胡广等奉敕编纂的《书经大全》的一种版本，本次所见为明建邑书林余氏刊本前20页。卷首保存蔡沈《书集传序》、孔安国《尚书序》及《书经大全凡例》，正文前可见关于《尚书》今古文源流、伏生口传、孔壁古文、孔安国作传等问题的长篇考证文字，是考察《书经大全》编纂体例、版本面貌及明代《尚书》学的重要资料。

蔡沈序为《书集传》原序，文中以“二帝三王为治”立论，称“二帝三王之道本於心，得其心則道與治固可得而言矣”，并举“精一执中，尧舜禹相授之心法也；建中建极，商汤周武相传之心法也”，以“德、仁、敬、诚”为明此心之妙，以“言天则严其心之所自出，言民则谨其心之所由施”，礼乐教化、典章文物、家齐国治天下平皆为心之发、之著、之推。序中又述夏桀商受亡此心、太甲成王困而存此心，强调“存则治，亡则乱”，后世人主有志于二帝三王之治，不可不求其道、求其心，而“求心之要，舍是书何以哉”。末署“嘉定己巳三月既望武夷蔡沈序”，嘉定己巳即1209年，为《书集传》成书年代提供了直接依据。序文既有理学心性论的鲜明色彩，也点明了《书集传》以心法统摄治道、以《尚书》为求心之要的诠释宗旨。

孔安国《尚书序》则追溯《尚书》源流，称伏羲氏王天下始画八卦、造书契以代结绳之治，由是文籍生焉；伏羲、神农、黄帝之书谓之三坟，言大道也；少昊、颛顼、高辛、唐、虞之书谓之五典，言常道也；至于夏商周之书，虽设教不伦，雅诰奥义，其归一揆。序中又述孔子生于周末，观史籍之烦文，惧览者之不一，遂定礼乐、明旧章、删诗为三百篇、约史记而修春秋、赞易道以黜八索、述职方以除九丘，讨论坟典，断自唐虞以下讫于周，芟夷烦乱，剪截浮辞，举其宏纲，撮其机要，足以垂世立教，典谟训诰誓命之文凡百篇。序文还详载秦始皇焚书、伏生壁藏其书、汉定后伏生求其书亡数十篇、独得二十九篇、以教于齐鲁之间，以及鲁共王坏孔子旧宅于壁中得古文虞夏商周之书及传论语孝经、孔安国以所闻伏生之书考论文义、定其可知者、增多伏生二十五篇、并序凡五十九篇为四十六卷等事，是研究《尚书》今古文之争、孔传真伪及汉代经典流传的经典文献。

前20页正文还保存了关于《尚书》今古文问题的大段考证，涉及伏生口传二十九篇与孔壁古文五十八篇的关系、孔安国“隶古定”之法、张霸伪作舜典汨作九共等二十四篇、刘向班固刘歆贾逵马融郑玄服虔杜预诸家不见真古文、至晋王肃始得而晋书云郑冲以古文授苏愉、苏愉授梁柳、梁柳授臧曹、臧曹授梅赜、梅赜于前晋奏上其书而施行等流传谱系，并引朱熹之说，对今文多艰涩、古文反平易的现象提出疑问，认为“或者以为记录之实语难工，而润色之雅词易好”，又指出“诸序之文或颇与经不合，而安国之序文绝不类西京文字，亦皆可疑”，主张“壹以诸篇本文为经，而复命序篇于后，使览者得见圣经之旧，而又集传其所可知，姑阙其所不可知者”。这些考证文字虽OCR残泐严重，但仍可看出《书经大全》在纂辑《书集传》之外，兼收孔序及历代关于《尚书》源流的考证，具有集注、集说的性质。

卷末可见《书经大全凡例》，说明编纂体例：经文之下大书《集传》，而以众说分注于其后者，王荣说也；不拘诸说儒时先后者，以经文为序也；以朱子冠诸儒之音者，集传本朱子之意也；朱子于书传注以图疑为古今来用诸说，一以集传为准，可疑与诸说理有通者亦姑存之；朱子之遂或有说与集传不合及前后说自相同选定亦不敢遗，庶几可备参究，其甚异者则略之；至于诸家之说，或即取其要语，其有文势辞旨未脱世处则颇加檃括云；《集传》析为六卷，今采辑诸说卷帙增注，复厘为十卷。凡例对理解《书经大全》的编纂原则、材料取舍及与蔡沈《书集传》的关系具有直接参考价值。

从版本看，本书为明建邑书林余氏刊本。建邑即福建建阳，书林余氏为建阳著名刻书世家，所刊经史书籍流布甚广。本书题“申学士校正古本官板书经大全”，所谓“古本官板”云云，当为书坊标榜版本精善、校正可靠的广告语，也反映明代建阳书坊刊刻科举用书、经解读本的商业特点。本次所见前20页以序文、凡例及《尚书》源流考证为主，保存了《书经大全》卷首的完整结构，对研究明代《五经大全》的编纂、建阳刻书业及《尚书》学在明代的传播具有文献与版本价值。本次仅见前20页，后续内容待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