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书日记

《尚书日记》是明代王樵研治《尚书》的经学著作，本次OCR所据为明万历二十三年平阳蔡立身校刊本前20页。卷首有于明照《尚书日记叙》，作于万历壬午（十年，1582）季春。序文从“今制明经士率以宋儒之说为宗，士用是阶进矣”说起，指出一二博雅君子转而好称汉氏注疏，以为去古未远，辟之“以秦人谭幽真事，视杨粤间宜稍得真也”，于是“此两家者将衡持靡所取衷与”。于明照认为“总之，则孔郑之书赡于故实，而微辞巨义或存而不论；程朱之书晰于名理，而遗编曩制多略而弗从”，所贵在于“业之者兼焉，而准诸古圣贤之心以择乎其间而已矣”。这篇序文明确揭示了本书兼采汉注与宋儒之说的编纂取向，是理解王樵《尚书》学立场的重要文字。

序文继而称王樵“挺命世之姿，寄思深湛，潜心阑域，究极渊奥”，既以《尚书》起家，又承其世业，益研精是经，勒成该帙，“上自羲皇之纪，洎于稗官，即今世士大夫谭议诸有当于经者，辄参而收之，资考镜焉”；又称其书“会理宗蔡氏而蔓逮汉唐，自有训诂家称最详且约者”。序中述及王樵“昔致山东政归而草木落成家壑业已刊布矣，既再召留都，清曹多暇，芟顿举要，遂为定本”，可见本书有初刊与定本之别。于明照又自述其家自曾大父契玄公始业是经，著《中说》若干卷，以授大父素斋公，二公为王樵外祖父，故其学“讲唐秘百渊源，殆有自焉”；于明照因“思以公之学广之四方，且以明吾坛经学之传也，乃捐赀命诸庙人”刊刻此书。序末署“万历壬午季春之吉于明照撰”。

正文前有“古例”若干条，说明本书的编纂原则。其要点包括：一、经与传注不同，“经有异同，不怀详体各不同”；二、“义禅表传发明，乃言今欲学者忽归切己可用，故多引之使近，不敢推之使远”，并引汉武帝以《尚书》为朴学弗好、司马迁叙七国楚汉事使人如见而五帝三代本纪殊不逮，认为“迁有史材无经学，其作此诸纪也，摭经入史，故许多拙，经外旁缀杂闻故事多陋”，主张“能以今事通古事斯为明经，能以古事效今事斯为民史”，并谓“尚书经中之史也”“本纪史中之经也”；三、“书以道政事，制度事迹有不可略者，采注疏及他家以备改”，蔡传及制度处如《尧典》中历举、《舜典》中岁衡、《禹贡》中地理皆已详悉，此外未详者悉补之，事迹有金氏《通鉴摘编》一书其说有补者多采入；四、书是相传如文王称王、武王观兵、周公居摄之类，先儒俱已辨正，此外如微子抱祭器、周封箕子于朝鲜、周公居东为征伐、我之鼎辨为还辅等，“皆问圣贤大节，而传记其善不无常教不采”；五、经中朱子已有定论而蔡氏偶不及者，从本讨论贵求其是；六、众说各有谓也，成定从一家，或引用先儒成说皆扬其氏，惟本朝先辈备当成官无官者从时所扬，其杂引及之若马融、王肃旁引及之若郑玄之类俱本原文，初非义例。这些“古例”条分缕析，交代了本书兼采注疏与蔡传、补其未详、辨正旧说、标明出处等原则，是研究明代《尚书》学编纂体例的重要资料。

正文卷一为《虞书·尧典》，题“金坛王樵著 于明照校阅 男肯堂编次”。开篇论《尧典》与《舜典》的关系，谓“古无《舜典》，合于《尧典》，以尧该舜，《尧典》谓老该唐”，并释“尧”为名，引“说者曰陶唐氏就接尧爱禹皆名也，古者世质，生无号，死无谥，虽天子亦名之而已”，又论“典”字“以可常法而谓为常，是就音假借此字”。以下逐句阐释“曰若稽古”等文，引郑玄、孔氏、刘安世等说，辨析“曰若”为发语辞，“稽古”为考古道而行之，并论《尧典》篇名与经文述古之例。于“钦明文思安安”等句，引马融“威仪表备谓之钦，照临四方谓之明，经纬天地谓之文，道德纯备谓之思”，而王樵认为“其说非是”，引朱子“恭主容，敬主事，恭见乎外，敬主乎中”，认为“钦恭敬也，尽钦之义，直圣人之德矣”，并谓“其曰敬体而明用，此圣学万心之秘，亦自程朱始发”。于“克明俊德，以亲九族”等句，详论“九族”当自高祖至玄孙，“一以服闇之用，上下力后之谛入姓氏有服之亲皆欲在其中”，批评“有母二族而父反无之”之说；又论“百姓”当指民言，引孔传“百姓为五官”及“平章百姓”“百姓不亲”“百姓如丧考妣”等文，认为“此百姓是畿内民，不为复，先国治而后天下平，正合于大学之序，蔡传精矣，注疏非也”。于“乃命羲和”以下，引程子“事之最大最先在推测天道，治历明时，万事莫不本于此”，朱子“历是古时一件大事，故尧帝以鸟名官，首曰驭鸟氏，历正也”，并详论羲和之官、四时之别名、二十八宿与日月所会等天文历法问题，引《正义》、马融、郑玄、金氏、朱子诸说，辨析“分命羲仲”以下四节为分职掌、羲伯和伯等事。综观前20页，本书以“日记”为名，逐篇逐句阐释《尚书》，兼采汉唐注疏与宋儒程朱蔡沈之说，参以己意，辨正旧说，补充制度事迹与天文地理，既有经学考证，又有义理发挥，是研究明代《尚书》学、经学注释体例及王樵经学思想的重要文献。本次仅见前20页，后续内容待补。本次仅见前20页，后续内容待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