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书日记

本书为《尚书日记》前20页OCR整理所得，源文件名标明王樵撰、明万历二十三年（1595）平阳蔡立身校刊本配补钞本。卷首保存王樵自序及凡例，正文为《尚书日记卷之一·虞书》，署“金坛王樵著，门人平阳蔡立身校”，是研究王樵《尚书》学及明代《书》经诠释的重要文献。

王樵自序从《尚书》传注源流谈起，称“传《尚书》者非一家，至蔡先生《集传》，宗本程朱，义始益精，而学者罕穷其归趣”，原因在于“经文简奥，事理兼该，非不该不遍之学骤能通贯”。序文引孟子“诵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主张读《书》当“如身在其时，论其世如事在于己”，使“我之心即古人之心，古人之心即我之心”，如此方能“知其人”。王樵自述“未有得而不敢不求者也”，乃“敬援横渠张子札记之法，但以自验所进，日久成帙，遂编次之”，初不敢传之人，因观者愿出之，遂以是编为“适国之舟车，送者自崖而反，奚不可者”。序末署“万历乙未春三月丙子朏金坛王樵序”，交代了成书与付梓的时间。

卷首凡例数条，集中体现了本书的编纂宗旨与体例。其一称“蔡氏传经，体不得不简，是编欲以羽翼之，故不厌详，体各不同也”，明言本书旨在补蔡沈《书集传》之简，故立论求详。其二称“义理蔡传发明已尽，今欲学者认归切己可用，故多引之使近，不欲推之使远”，并以汉武帝以《尚书》为朴学弗好、司马迁有史材无经学为例，提出“能以今事通古事斯为明经，能以古文叙今事斯为良史”，认为《尚书》为“经中之史”，《史记》本纪为“史中之经”，而司马迁“但以史材作之，故不足以通古”，可见王樵主张以切己致用、通古通今的态度治《书》。其三称“书以道政事，制度事迹有不可略者，采注疏及他家以备考”，蔡传于尧典历象、舜典玑衡、禹贡地理已详者外，“有未详者悉补之”，并采金履祥《通鉴前编》之补于经者。其四称旧说相沿如文王称王、武王观兵、周公居摄之类，先儒已辩正者外，如微子抱祭器归周、箕子受封朝鲜、周公居东为东征、“我之弗辟”为致辟等“关圣贤大节而传记异辞不无害教”者，“今悉辩之”。其五称“经中朱子已有定论而蔡氏偶未之及者，从朱子”。其六称“讨论贵求其是，采辑不厌于广，或定从一家，或兼存众说，各有谓也”。其七称引用先儒成说皆称某氏，惟孔疏称“正义”，本朝先辈称谥或官，无官者从时所称。凡例末署“片例毕”（按当作“凡例毕”）。

正文卷一为《虞书·尧典》，王樵逐句疏解，博引群书，折衷己意。如释“曰若稽古”，详考“曰若”为发语之辞，“稽古”为顺考古道，引刘安世之说，辨“自昔在帝尧至作尧典”为序文，“尧典”二字为古篇目，“曰若”为发语辞；又引《史记》称尧舜禹皆云“粤若稽古”，证“曰”与“粤”通。释“钦明文思安安”，引马融“威仪表备谓之钦，照临四方谓之明，经纬天地谓之文，道德纯备谓之思”，而王樵以为“其说非是”，引朱子“恭主客，敬主事，恭见乎外，敬主乎中”，合之曰“钦恭敬也”，认为“尽钦之义，尽圣人之德矣”，并引程子“君子修己以敬，聪明睿智皆由此出”、朱子“人之所以不聪不明者，止缘身心惰慢便昏塞了”，以明“敬体而明用”之旨。释“克明俊德”以下，引《大学》“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谓“惟尧以之”，并详辨“九族”“百姓”“万邦”之文义，引孔传、正义、马郑诸说，而断以己意，认为“百姓”当指民言，蔡传“精矣”，注疏“非也”。释“乃命羲和”，引程子“事之最大最先在推测天道，治历明时”、朱子“历是古时一件大事”，并详考“乃”字为继事之辞，引王安石“乃者继事之辞”之说。以下释“分命羲仲”至“鸟兽鹔毛”，引正义分命、申命之义，并附黄氏论天体、地体、日月、五星、二十八宿、十二辰、十二次、二十四气、七十二候之说，篇幅甚详，可见本书“不厌详”的编纂特点。

版本方面，源文件名标明为“明万历二十三年（1595）平阳蔡立身校刊本配补钞本”，可知此本原为万历间蔡立身校刊，后有钞本配补。卷首有“NTRAL LIBRARY”“Central Library, Taiwan”等公藏标识，可知为近现代收藏机构所摄。原刊与配补钞本的具体配补卷页、刊刻牌记及行款信息，OCR未详。本次仅见前20页，后续内容待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