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书蔡注考误

《尚书蔡注考误》是明代袁仁考辨蔡沈《书集传》谬误的经学著作，本次OCR所据为清道光辛卯（十一年，1831）六安晁氏活字印本前20页。卷首有袁仁自序，自述“襄儿就娶师习尚书，专求通蔡氏传为案据”，袁仁考国初令甲，“书主古注疏兼蔡传，原未尝专主也”，而学者以注疏繁难阅读，遂弃不观，然而“非制矣”。袁仁弱冠时曾诵璧经正文，至是始取蔡传阅之，见其“悖理者种种也”，因“博考先儒旧说，参以己意，正其谬误，揭之家塾”，并勉其子袁襄。这篇自序交代了本书的撰作缘起与考辨宗旨，即不满于明代学者专主蔡传、弃置古注疏的风气，而欲以先儒旧说纠正蔡传之失。

正文卷一题“尚书蔡注考误 明吴人袁仁良贵著”，逐条考辨蔡传。如“曰若稽古帝尧”条，蔡传以“粤越通，古文作粤，此即安国隶古文”，又释“曰若”为发语辞，引周书“曰若来”为例，及训《召诰》则曰“越若来者，迤逦而来也”，袁仁指其“岂不自悖其例乎，疏谬甚矣”。“平秩南讹”“平在朔易”条，蔡传以“南讹”《史记索隐》作“南为”，袁仁指出“史纪索隐现在皆作南讹，未尝作为也”，论其义则“动也，谓耘耕之类”，“朔易者，颁新朔以换旧朔也”，蔡传以讹为变化、以朔为死而复生，“皆牵强”。“三百有六旬有六日”条，袁仁指蔡注“天体至圆一段皆据宋时历法言之，尧时不然，今时亦不然”，并论十九岁七闰“惟观天纪元等历为然，今十九岁已有余分不能齐矣”。“咨四岳”条，袁仁引《左传》许为太岳之后，明四岳为四方诸侯之长，“其非一人可知”，而孔平仲乃谓四岳为一人掌知四方之事，蔡传因之，“谬矣”。“方命圯族”条，袁仁考“方字古放字，盖二字通用者”，引《蜀志》《晋书》引古文尚书并作“放命圯族”，郑康成谓“放弃君命”是矣，而蔡传“今云圆则行方则止，恐太字凿”。“否德忝帝位”条，袁仁指注“否不通”谓否与不相通也，“欠一与字，学者遂误认不通为否”，并记讲官在经筵上讲此书云“否是不通的”，“闻者不觉失笑”。“烝烝又不格奸”条，袁仁主张“当主正伯安之说”，烝谓以诚意薰烝之，“烝烝者薰而又薰也，又治也，格正也，不格奸者不去正他奸恶也”，并论“大人正己而物正，并无正物工夫，此最可为处顽之法”，若云“不至大为奸恶”，则舜娶尧女之后象犹日以杀舜为事，“其奸恶何大耶”。“纳于大麓烈风雷雨弗迷”条，袁仁引孔传“麓，录也，纳舜使大录万机之政”，又引《孔丛子》载宰我问孔子，孔子曰“此言人事之应乎天也”，并引桓谭《新语》、王充《论衡》、程伊川之说，证“大麓”非山麓，蔡传据《史记》以为纳山麓，“非是”。“在璿玑玉衡以齐七政”条，袁仁考《释诂》以璿为美玉，正义谓“璿是玉之别称”，而蔡注“美珠谓之璿，误也”，又论天体三家周髀、宣夜、浑天，“此当以周髀为最”，并详引郗萌所传宣夜之说，指蔡传“今曰宣夜绝无师说，不知其状如何，则浅陋甚矣”。“礼于六宗”条，袁仁历引欧阳及大小夏侯、孔光刘歆、贾逵、马融、郑玄、张髦、司马彪诸家异说，指蔡传“宗孔以祭法六者当之”，而“祭法所云郑以为皆祈祷之祭，则不可用以解此经，宜依欧阳大小夏侯庶为近之”。“五玉”条，袁仁指注“谓五玉即上文五瑞，误矣”，盖“此五玉乃诸侯所执以为贽者，若五瑞则天子之命圭，诸侯世守以为瑞信者，岂有贽见之礼而乃献其世守之圭耶”。又考“分冀东恒山之地为并州”之误，引《夏官·职方氏》、《朱子语类》、禹迹图、地理指掌图、《通典》等，证并州“在冀西明矣”，而蔡注“今曰冀东，误也”；又指蔡注“分东北医无闾之地为幽州，分青之东北辽东等处为营州”不可解，当依指掌图为正。“象以典刑”条，袁仁指蔡注以墨、劓、制、宫、大辟为五刑则误矣，引《吕刑》谓苗民始作五虐之刑，“则舜时无是法也，特画象于服以辱之耳”，又引《慎子》、汉武诏“尧舜画衣冠而民不犯”为证。“金作赎刑”条，袁仁考孔传“黄金铜也”，《吕刑》“其罚千锾”注“黄铁亦是铜”，“古之赎罪者皆用铜，汉始用黄金”，故“今宜直注曰铜”。“五刑有服五服三就”条，袁仁释“服即怀巾之类，青绿一市曰就”，引《周礼》“大辂盘缨七就”为据，指“若以服为服其罪，岂流者不应服罪耶”。“分北三苗”条，袁仁引虞仲翔“北，古别字”，谓“舜时天下咸服，惟苗未化，今得分別而去留之也”。“陟方乃死”条，袁仁释“陟，行也，即太甲陟遐之陟；方，即方域之方，谓舜巡行而死于苍梧之野也”，若以陟为升遐，“则与下乃死重复矣”，并引宰我问、鲁语展禽、吴都赋刘渊林注为证。“祇承于帝”条，袁仁主张“此句宜连下曰字读，不宜分章”。“任贤勿贰去邪勿疑”条，袁仁释“贰对疑字说，即疑贰之贰”，谓“一心任贤，表里无始，始终无间，言与行亦无间，故曰勿贰”，若云“勿以小人间之”，“则又是去邪之事矣”。“无怠无荒”条，袁仁释“倦勤曰怠，废弃曰荒，始于逸豫，终于荒芜，只此一心”，今分“无怠于心，无荒于事”，“于理未安”。“戒之用休董之用威”条，袁仁引古注疏“人虽为善，或寡令终，故当戒敕之，念用美道，使民慕美道行善；又督察之，用威罚，言其不善当获罪”，认为“此训甚正”，而蔡传“谓勤于是者戒，怠于事者董，则非矣”。“罪疑惟轻功疑惟重与其杀不辜宁失不经”条，袁仁指蔡注“二者皆非圣人至公至平之意，此误说也”，认为“圣人之心，好生为主，其赏罚功罪必如此而后为至公，必如此而后为至平”。“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条，袁仁认为“心只有一个，自人而言则曰危，自道而言则曰微”，若曰“一心为主，一心又在旁边听命，万无此理”。“吁咸若时惟帝其难之”一段，袁仁指蔡传“谓吁者叹而未深然之词，谬也”，认为“禹深然皋陶之言而有所感慨，故以吁发之”，“惟帝其难之”帝指舜非指尧，驩兜、有苗、共工之事皆不在尧时，禹言知人安民惟舜难行，“所谓责难于君也”，并论四凶之诛惟鲧之殛于禹有深痛，故言外有“奸人不用”“小人不能害民”之意。“盘稷播奏庶艰食鲜食”条，袁仁释“民以食为天，水患初平，耕耨未溥，自生之少则曰鲜食，自得之难则曰艰食”，指蔡传“谓血食曰鲜，误矣”，并论“奏即敷奏之奏，庶即民庶也”，禹“不敢自以为功而称及二臣，又不敢以为臣下之功而归之于帝，可为万世告君之法”。“安汝止惟几惟康”条，袁仁认为“心不离事，注就事物上说止，良是”，大意“安汝之止，惟在乎几，惟在乎康”，几康二字不平，“几者审之于微，康者求其妥帖，由几而康，康字正应安字”。“女无面从退有后言”条，袁仁释“面从是将顺之意，后言谓有言不尽而怀忠以退也”，若谓“面谀以为是而背毁以为非”，“殊非唐虞景象”。“若不在时侯以明之”条，袁仁释“若，如也；在，察也；时，是也”，谓庶顽谗说之人“一不能察，害治不小”，“须于乡社时射别之”，盖“射以观德，心正则比于礼乐，心邪则否，古人用此为观人之具”。“俞哉”条，袁仁释“俞者然其言也，哉者语助辞”，蔡传“以为口然而心不然，误矣”，皋陶象刑“原圣世不可少者”，禹“如何而不然之耶”。“於予击石拊石”条，袁仁释“於音乌，叹美声”，尚书凡语助之“于”皆作“于”，作“於”者皆音乌，如“黎民於变”是也。“禹敷土”条，袁仁引《考工记》“凡沟逆地防谓之不行，水属不理孙谓之不行”，认为“治水之法莫先于造沟”，“禹敷土者正辨别土之防与理也”，若分别九州，“则九州之野各有定疆，何待分别耶”。“夹右碣石入于河”条，袁仁指蔡传“碣石昔在河口海滨，故以志其入贡河道，历世既久，为水所渐沦入于海，已去岸五百余里矣，此谬也”，考今永平府抚宁县西南有山，“远望穹隆似冢，山顶有石特起如柱，此碣石也，离海三十里”，盖古沧州与平州相对，“自沧州望之则离岸五百里，而自平州言之则三十里耳”，蔡传“止据沧州志而不考其实”。“沣沮会同”条，袁仁考蔡传引曾、晁二说“以为未知孰是”，而曾称汲水受陈留浚仪阴沟至蒙为沣水，“今考浚仪阴沟在河南开封府祥符县”，“二水皆豫州徐州之水，与兖无干，其谬显然”，从晁说“河出为沣，济出为沮者近之”。“厥赋贞作十有三载乃同”条，袁仁认为“尧舜什一之制乃万古中正之法”，重乎此者为桀，轻乎此者为貊，“若谓赋以薄为正，殊非大道”，引朱氏“贞者随所卜而后定之名也”，谓兖地最卑，“水患虽平，盈虚未卜，故必作十有三载，历历试之，然后得其一定之法”。“浮于济漯达于河”条，袁仁考“漯者河之支流”，即今在章丘者是也，故道尚有，又谓“出东郡东武阳至千乘入海，则又是一漯矣”，“此乃出东昌府华阳县即东武阳也，至青州府博兴县入海，与河不通，安能达于河乎”。“怪石”条，袁仁释“怪石乃石之奇而有用者，如阳起石以之博物则见日而飞，云母石炼而成粉则灵而可饵，此类皆奇而适用，所不可少者”，故制之为贡，“以其种类不一，故总曰怪石，非玩好之具也”。“三江既入”条，袁仁指蔡注“以淞江、东江及娄江为三江，大谬”，当以经文为据，“汉自北入则曰北江，彭蠡自南入则为南江，而岷江即为中江”，苏子瞻及近世邵宝之说皆同，“既入者，入于海也”，并引徐铉注《说文》、郭璞《山海经注》为证。“西倾因桓是来浮于潜”条，袁仁引叶氏说，谓“西倾即西戎之境”，“熊罴狐狸织皮”与“西倾因桓是来”相属，“谓四兽织皮，西倾之戎因桓水而以此來贡也”，此说甚是，盖“西倾必系西戎之国”，“西倾之山自在雍州，于梁无与”，且各州贡道皆以“浮”字起，“若割西倾句属上而以浮于潜起，则九州一律矣”。“弱水既西”条，袁仁指程氏据《西域传》以弱水在条支，“去长安一万二千余里”，“禁以其远而非之似矣，然而未当也”，引韩氏辨之云“禹之所治雍地之弱水也，谓之既西，则源东而流西矣”，弱水出西海之山，“自东而西一千五百里至甘州古张掖地，过合黎山，又五百一十里至肃州古酒泉地，又八百余里至沙州古敦煌地，以上皆雍地也，又一万余里至条支以入西海”，“此西海非前弱水所出之西海也”，蔡传“误认后西海为弱水所出，故非之”。“导黑水”条，袁仁考“黑水出犍为郡南广县汾关山”，“即今叙州府庆符县”，以旧志有“山符”二字故县以庆符名，“今庆符有黑水”，蔡传“竟遗一符字，疏略之甚”，又称“水之黑以检叶积渍所成，益谬”，梁之黑水出叶榆泽，“叶榆即西洱海”，“其地有黑水祠，在今云南大理府点苍山，汇为巨湖，周三百里”，“若雍之黑水南北各异源，安得皆为榆叶所浸哉”。“嶓冢导漾东流为汉”条，袁仁指蔡传据常氏之说，“谓巩昌之汉为东源，三泉之汉为西源，又谓西县为东源”，不知“巩昌去西县一千八百里，三泉在西县之东，岂可以巩昌为东源耶”，据实考之，“汉水出陕西巩昌府嶓冢山为漾，东流至西和县即入武都上禄之地，名为西汉水，又东流至成县即武都郡治，名东汉水，折而稍西，折而东南入汉中府凤县，过沔县西，别为潜，又东合沔水，东流经本府洋县，流入湖广襄阳府郧县，至均州为沧浪之水，历光化、襄阳、宜城、荆州府荆门州、潜江县，至沔阳州，至三澨，在今京山县西八十里，至汉阳县大别山南流合岷江，东至江西南康府星子县汇泽为彭蠡，东为北江，至南直隶通州入海”。综观前20页，本书逐条考辨蔡沈《书集传》的训诂、名物、地理、制度、天文、历法等问题，广引孔传、郑玄、马融、贾逵、《孔丛子》、桓谭《新语》、王充《论衡》、《考工记》、《尔雅》、程伊川、朱子等先儒旧说，参以己意，指陈蔡传之误，是明代《尚书》学中考辨蔡传的重要著作。清道光辛卯六安晁氏以活字印行，亦可见此书在清代的流传与接受。本次仅见前20页，后续内容待补。本次仅见前20页，后续内容待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