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礼指要

《三礼指要》是清代学者陈廷敬所撰礼学论说，本次所见为清道光辛卯（十一年，1831）六安晁氏活字印本前六页。卷端题“三礼指要 清泽州陈廷敬说严著”，正文开篇即总论三礼：古礼二经，周礼、仪礼而已；周礼为周官政典之书，仪礼为仪法度数之事，礼记则为诸儒杂记之书，非古礼经。作者追溯周礼来源，称周公所作，载官府职掌之礼，汉武帝时河间献王得而献之，失其冬官，哀帝时刘歆校理秘书，以《考工记》补冬官，备周官六篇之数；仪礼则承秦燔书灭学、礼经残坏之后，鲁高堂生传士礼十七篇，授瑕丘萧奋，奋授东海孟卿，卿授后苍，后苍授大戴德、小戴圣，又有刘氏所传十七篇次第为优，郑康成从而注之。作者又述后苍仪礼之学别录数万言，号《曲台杂记》，戴德传八十五篇（或云八十一篇），今存四十篇，谓之大戴记；戴圣传四十三篇，马氏增以《月令》《明堂位》《乐记》，总四十九篇，谓之小戴记，即今所谓《礼记》。文中引朱子之说，谓“周官为礼之纲领，仪礼乃其本经，而礼记郊特牲冠义等篇乃其义说”，又谓“礼记者，二经之传注也”。作者论周礼“可行于文武周公之世，不能行于春秋战国之时”，自是以降，儒生虽复诵习而鲜可被之实用，故王莽之王田市易、王安石之青苗均输，皆以之速亡召乱，盖古今之势不同而法亦因时而屡变；韩愈尝苦仪礼难读，谓其行于今者盖寡，沿袭不同，复之无由，是一经之不行亦势使然。作者又论小戴之书“先王之遗训犹存，往行前言彬彬可考”，盖掇取大戴之精华，为一家之记述，王安石独存此科亦不可谓无见，但其传述舛驳往往而有，《月令》出于吕不韦，《王制》出于汉儒，后世不以为秦汉之书而以为商周之礼，不以为传注而以为经，是则可议。文中又引“愚闻之师曰”一段，论“礼者体也，言得事之体也”，周礼、仪礼并周公所作，周礼为礼之纲领，仪礼乃其本经，礼记其义疏也；礼记乃孔子诏七十子共撰所闻以为记，或录旧礼之文，或录变礼之文，或兼记仁义，或杂序得失，汉时真伪杂出，共二百四十一篇，戴德删为八十五篇，戴圣删为四十六篇，而取《月令》《明堂》三篇合为四十九篇。作者又辨《月令》为吕不韦所造，举“太尉秦官”“郡县秦制”“建亥之月秦正月”等为证；辨《明堂位》一篇与《春秋》所书鲁人僭天子礼乐相悖，戾经违古。文中还引程子、朱子论礼记之语，程子谓“礼记杂出于汉儒，然其间传圣门绪余及格言甚多，如乐记学记之类无可议者，檀弓表记之类亦甚有至理，惟知言者择之”，朱子谓“礼记要兼仪礼读，如冠礼丧礼乡饮酒礼之类皆载其事，礼记只发明其礼，读礼记而不读仪礼，则许多礼俱无安著处”；作者又推重朱子《仪礼经传通解》“以仪礼为纲而附礼记于后，如射礼则附以射义，冠礼则附以冠义，以至燕之礼莫不皆然”，称其“最简切而精当，即令考亭复起，亦必以礼宗相推许也”。书末附长洲韩菼评语，称“先生斯作最简切而精当，即令考亭复起，亦必以礼宗相推许也”。全书以札记、按语形式辨析三礼性质、源流、真伪与可行性问题，推重朱子礼学，批评王安石废仪礼、独存礼记之科，是清代礼学研究中具有代表性和总结性的著作。本次仅见前6页，后续内容待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