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行集传

《儒行集传》为明末黄道周辑注《礼记·儒行》篇的经学著作，今见本为明崇祯壬午（十五年，1642）王继廉杭州刊本，本次仅提取前20页。卷首保留王继廉《叙》，是了解本书成书、刊刻及宗旨的重要文字。叙文从“三危之露不可急暍，千里不可已饥”起喻，说明人生非水谷不生活，而儒者之于治天下，犹水谷之于人，不可一日或缺。叙中批评当时“国家穿星百出如敝笱然，上变虏中原惧贼”，聚天下之才不堪一隅，聚天下之德不服一叛，而“子曰儒无效，儒何辞焉”，于是引杨子“通天地人谓之儒”之说，感叹“夫人而通天地人矣哉”。王继廉自述“年来于役杭州，治兵之暇探《儒行集传》日受二三，毋以奋朝气，因重刻之”，并说明此书为“旧宫允臣黄道周所辑”，“起例圣文，征实疋乘，旁摭百家之言，传或断或连，事有赞有略，以为繇其道则劳求逸，任是信是使则专气造大，斯亦治世之良书矣”。叙中还提到黄道周辑成后“端笏拜疏”，进呈朝廷，王继廉“窃惟儒行十六既条自立，又条特立，上首自立矣，次六亦曰自立”，认为圣人之意不仅告天下后世之为君，亦兼告臣下、宦学与士学，强调“患所以立非虚语也”。叙文最后以“相马以舆，相士以居”作结，希望“士学不废是书”“朝廷正而天下治矣”，可见王继廉重刻此书具有明显的经世劝学意图。

正文卷端题“儒行集传卷上”，“臣黄道周辑”，下列“臣王继廉阅”（OCR作“臣王經廉閣”，待考）、“臣夏允彝较”（OCR作“臣夏允英較”，待考）。正文首列《服行章第一》，释《儒行》首章“鲁哀公问于孔子曰：夫子之服其儒服与”至“丘不知儒服”一段，认为“古未有称儒者，鲁之称儒有道艺之臣伏而未仕者也”，其首行曰“待聘、待问、待举、待取”，“待者需也，故儒之为言需也”，并引《易》“云上于天，需，天下所待其膏雨也”，批评“失者以为柔濡，故天下无知儒者”。又强调“天子无儒臣则道义不光，礼乐不作，乱贼栢有；天下无儒学则骄慢上陈，贪鄙下行，寇攘穿窬据于高位，而贤人之德业皆熄矣”，因此“仲尼故举十七种以明之，先于学问，衷于忠信，而归之于仁，故仁者儒者之实也”。以下逐段引经据典，以伊尹耕于有莘之野、傅说筑于傅岩之野、太公望屠于朝歌、诸葛亮耕于南阳、楚昭奚恤以贤臣为宝、齐威王以四臣为宝、魏太子以贤臣为宝等历史故事，说明“席上之珍”即儒者自立待聘之实，非徒以爵禄玩好为宝。接着《自立章第二》释“儒有席上之珍以待聘，夙夜强学以待问，怀忠信以待举，力行以待取”，认为“席上之珍非为聘也，而聘者必繇之；夙夜强学非为问也，而问者必繇之；怀忠信非为举也，而举者必繇之；力行非为取也，而取者必繇之”，强调“其自立者无待，而或藉以立则恒若待之也”，又引伊尹、傅说、太公望、诸葛亮等事，以及《学记》“一年视离经辨志，三年视敬业乐群，五年视博习亲师，七年视论学取友，谓之小成；九年知类通达，强立不反，谓之大成”，并及晋文公问元帥于赵衰、甯越苦耕求学、师旷“炳烛之明”等典故，反复申明“夙夜强学”为儒者自立之本。

本书为明代经学著作，以《礼记·儒行》为纲，博采经史百家之言，兼用传、赞、略等体例，逐章解释儒行大义，并附历史人物事迹为证，既阐发黄道周对儒者人格、学问、出处、事功的理解，也体现晚明士人面对时局危机时对“真儒”与“儒效”的反思。王继廉重刻于杭州，正值明末兵事倥偬之际，其叙文强调“儒行”与“治世”的关系，使本书具有经世致用的现实关怀。今本为明崇祯壬午王继廉杭州刊本，保留王继廉叙、卷端题署及《服行章》《自立章》正文，对研究黄道周经学、明代《儒行》诠释史、晚明士人精神及杭州刻书均有参考价值。本次仅见前20页，后续章目及完整卷帙待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