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

本书为《孟子》朱熹集注本，本次所见为清康熙十二年（1673）刻本前20页。卷首有朱熹《孟子集注序说》，引《史记》列传述孟子事迹，称孟轲“受业子思之门人”，游事齐宣王，宣王不能用，适梁，梁惠王不果所言，则见以为迂远而阔于事情；当是时秦用商鞅，楚魏用吴起，齐用孙子田忌，天下方务于合从连衡以攻伐为贤，而孟轲乃述唐虞三代之德，是以所如者不合，退而与万章之徒序《诗》《书》，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序说又引赵氏、韩愈、程子、杨氏诸说，论孟子通五经、尤长于《诗》《书》，引“可以仕则仕，可以止则止，可以久则久，可以速则速”以证其为“圣之时者”，并论《春秋》无义战、孟子长于《诗》《书》而及《春秋》；又述孔子之道传至孟子，孟子没而不得其传，荀扬“择焉而不精，语焉而不详”，程子则谓孟子“醇乎醇”，有功于圣门，其性善养气之论皆前圣所未发，并论孟子“有些英气”而颜子浑厚不同。序说中还可见“孟子卷之一”“朱熹集注”“梁惠王章句上”等题署，正文为《孟子·梁惠王上》朱熹集注。OCR所见正文包括“孟子见梁惠王。王曰：叟不远千里而来，亦将有以利吾国乎？孟子对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一章，朱熹注“仁者心之德爱之理，义者心之制事之宜也”，并详释“上下交征利而国危”“万乘之国弑其君者必千乘之家”“未有仁而遗其亲者也，未有义而后其君者也”等句，末引太史公、程子语论利为乱始、仁义未尝不利。其后“孟子见梁惠王，王立于沼上，顾鸿雁麋鹿”一章，注引《诗·大雅·灵台》“经始灵台，经之营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及“王在灵囿，麀鹿攸伏”“王在灵沼，於牣鱼跃”，释文王以民力为台为沼而民欢乐之，谓其台曰灵台，谓其沼曰灵沼，又引《汤誓》“时日害丧，予及女偕亡”明不贤者虽有台池鸟兽不能独乐。“梁惠王曰：寡人之于国也，尽心焉耳矣”一章，注河内凶则移其民于河东、移其粟于河内，河内凶亦然，并释“王好战，请以战喻”“填然鼓之，兵刃既接，弃甲曳兵而走，或百步而后止，或五十步而后止，以五十步笑百步”之喻，及“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数罟不入洿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数口之家可以无饥矣；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颁白者不负戴于道路矣”“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检，涂有饿莩而不知发，人死则曰非我也岁也，是何异于刺人而杀之曰非我也兵也”等经注。又“梁惠王曰：寡人愿安承教”章，注“杀人以梃与刃有以异乎”“以刃与政有以异乎”，及“庖有肥肉，厩有肥马，民有饥色，野有饿莩，此率兽而食人也”“始作俑者其无后乎”等。“梁惠王曰：晋国天下莫强焉”章，注东败于齐长子死焉、西丧地于秦七百里、南辱于楚，及“地方百里而可以王”“王如施仁政于民，省刑罚，薄税敛，深耕易耨，壮者以暇日修其孝悌忠信，入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长上，可使制梃以挞秦楚之坚甲利兵矣”等。可见本书正文为《孟子·梁惠王上》朱熹集注，经文字句下附双行小注，注中兼释字义、名物、制度、史事并引程子、杨氏、李氏诸家说，间附音注反切，如“乗去声”“餍于艳反”“乐音洛”“亟音棘”“害音曷”“女音汝”等，保留朱熹集注的典型体例。版本为清康熙十二年（1673）刻本，刊刻年代明确，卷首序说、正文题署及注文格式可据以考察清代《孟子》朱熹集注本的版刻面貌。作为《四书章句集注》之一，《孟子集注》是宋以后科举教育与儒学传播的核心文本，本书对研究朱熹《孟子》学、四书学、清代经籍刻书及《孟子》文本流传均有参考价值。本次仅见前20页，后续卷帙及版刻牌记等信息待补。本次仅见前20页，后续内容待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