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古义

《论语古义》为日本江户时代古学派儒学家伊藤维桢（伊藤仁斋）所撰《论语》注解，本次所见为日本正德二年（清康熙五十一年，1712）刊本前20页。卷首有伊藤长胤（伊藤东涯）序，署“正德二年壬辰九月日京兆伊藤长胤谨叙”。序中推尊《论语》为“经中之一王，百家之权衡”，称孔子“祖述前圣，讨论坟典，其道之大、德之盛，亘古今而莫之比”；又述其父伊藤维桢“夙志圣学，庄席经典，服膺遗训，唯信夫子之为旷古一人之圣，此书之为旷古无上之经”，自“齿未强仕已草此解，杜门却扫，教授生徒，不复知世有声利荣华之可羡”，经五十余年、稿凡五易，至白首而成书，因“惧其奄促”，命工锓梓以传同志。序中还批评后世“徒视为平实法语而非钩玄探赜之至论，应酬常谈而非统宗会极之要言”，强调“圣人之道务实，故其教人每就日用行事之实示之是非得失，而未尝使之求心于一念未萌之先”。

正文首为《论语古义总论》，署“日东 洛阳伊藤维桢 述”。总论引何晏《论语集解》、邢昺疏及郑玄、程子等说，考论《论语》的成书、篇次与传本：述《鲁论》《齐论》《古论》三家之别，张禹《张侯论》、郑玄注、何晏《集解》之源流；又引郑玄“仲弓、子游、子夏等撰定”、程子“成于有子曾子之门人”诸说，而断以己意，认为“论语一书，记者非一手，成者非一时”，除有子、曾子外，闵子、冉子亦以子称，曾子之语最多，子贡、子夏次之，故“夫子之语皆成于游夏等所撰，而诸子之语则各出于其门人之所记”。总论又论《论语》二十篇分上下，“犹后世所谓正续集之类”，前十篇自相传授，后十篇补前所遗，并举《乡党》篇当在第二十篇而今嵌在中间等例证之。其解经宗旨则强调“唯汉儒之说犹为近古，盖不失传受之意”，故此书“出入注疏者为多，而于诸家之说独取其所长，并加裁定”。总论又列“纲领”引程子读《论语》之法，而伊藤维桢按语称“《论语》一书，万世道学之规矩准绳也，其言至正至当，彻上彻下，增一字则有余，减一字则不足”；批评宋儒“专以仁义为理而不知为德之名，以忠信为用而不为紧要之功”，甚至“以《论语》为未足而旁求之他书，或假释老之说以资其言说”；又论“夫子以前虽教法略备，然学问未开，道德未明，直至夫子然后道德学问初发挥得尽”，故断《论语》为“最上至极宇宙第一书”，高出六经之上。总论还辨析《论语》专言教而道在其中，《孟子》专言道而教在其中，以及孟子道性善与孔子“性相近”之关系，主张“道至正明白易知易从”，反对“高远不可及、隐僻不可知”之说，以“卑近”即“平常”为天下古今所共由。

正文卷之一为《学而第一》，题“凡十六章”，署“日东 洛阳伊藤维桢 述”。其注解首章“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释“学”为“仿也，觉也”，引古训“有所仿法而觉悟”，释“习”为“温习”，强调“道之浩浩，唯学得以尽之，而非习则亦不能造其极，故圣以学为贵，而习为要也”；释“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为“同類”相从，“其学足以被乎远，则君子善与人同之志得遂”；释“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为“德备于己，则富贵爵禄毁誉得丧一切无所动乎其中”。其下逐章注解“有子曰其为人也孝弟”“子曰巧言令色鲜矣仁”“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子曰道千乘之国”“子曰弟子入则孝出则弟”等章，博采孔安国、包咸、何晏、邢昺及程子、杨氏诸说，而断以己意。如释“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引孟子“亲亲仁也”“惻隐之心仁之端也”相证，而辨析先儒“仁体孝弟用”之说，认为“以孝弟为仁之本”与“论性以仁为孝弟之本”二说可通；释“巧言令色鲜矣仁”，强调“德以仁为主，而仁以诚为本，刚毅木讷质乎外而实乎内，故曰近；巧言令色似乎外而伪乎内，故曰鲜”；释曾子三省，谓“古人所以修身者专以爱人为本，故其所自省者亦在为人，而非如后世之学以绝外诱、屏思虑为省身之要”。综观前20页，本书以总论考镜源流、标举宗旨，以正文逐章笺释，既博采汉唐旧注，又力排宋儒理学，鲜明体现日本古学派回归孔孟原典、重“实”重“教”的学术取向。本次所见为前20页，后续内容待补。本次仅见前20页，后续内容待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