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史大体春秋折中

《鲁史大体春秋折中》为日本江户时代福井軏所撰《春秋》学著作，本次所见为宽政四年（壬子，1792）喜多忠温写刊本前20页。卷首有福井軏自序，署宽政辛亥六月，开篇即论“夫子之修春秋也，非欲公之於天下以传於万世也，但欲使鲁人由是端本立则，上下昭明以治其国而已”。序中认为，鲁之君臣若能法而行之，则伯禽之政可再举，周公之旧勋可袭述，文武成康之治可复兴；但鲁人不能用夫子之道，夫子终不行，于是欲即鲁史而见其经世之用，以遗于鲁国。序又辨策书为国之大典，夫子虽亲修之，亦必秘而不敢使人得见；游夏之徒于《诗》可與言，至《春秋》则不能赞一辞，正因未尝得见鲁史。序中评骘诸家：公羊、穀梁虽有所受，亦未尝见鲁史，不知其事而论其义，故易涉汙诞；左氏长于史学，从经文列事实，举史例辨书法，使学者原始要终以求圣旨，是非善恶付诸后世公论，故远超前二家；但左氏叙事略大详小，惑于琐碎陋亵之说，至经国之略则甚疏，不免诬妄。杜预以传为鲁简牍，以史例为修文之法，专据传不主经；胡安国议论正大，有扶三纲叙九法之功，然间有牵强；陈傅良因公穀考经义、据左氏正事实，得学《春秋》之要，然以《左传》为鲁史之旧，于笔削之旨尚昧；赵汸始属辞比事，发千岁不传之秘，分十五门辨策书之体，立八则明笔削之法，义精例密，表里相应。福井軏自称“晚得赵氏三书，幸习其教”，然憾《集传》虽尽修文之旨而于史法未明，《属辞》虽详举义例而策书全体不备，于是“专依赵氏之说，别经史，定体例，以左氏之所传稽夫子之所笔削”，经所书而传所不录者据经证经，传所录而经所不书者以传比经，推拟填削，同则相证，异则区之，名曰《折中》。

卷前又有“春秋中序”一篇，论封建与郡县，谓夏后殷周咸封建，周东迁后礼乐板荡，王纲解纽，至孟子时诸侯已去其籍，其法不可得详；秦一宇内为郡县，累朝因之，三代直道不复行，后儒不能审封建之制，仅得一二于秦火余烬，以郡县刑政论封建礼让，其说虽辩不能无差缪，故三传学者往往乖《春秋》大义。序中引荀卿“欲观圣王之迹，则于其粲然者矣，后王是也”，以日本方政治考《春秋》事迹，谓“夫子之言不验于华夏，而于我万视其著明”；又论策书为国典章，天灾地变、人君举内政外交必具纪之，三官掌之，太史书之，士大夫不关其职者不可得见，况国人乎；夫子既致仕，一旦为鲁修之，必不敢私示诸人，鲁之君臣亦不欲布夫子圣裁于天下以资敌国。序末称“家君”潜心此经，注释折中诸说，参以独断，明辩鲁史与笔削书法，以示同志。

本次OCR又见《鲁史大体春秋折中纲领》，列“百国春秋”条，谓乘与梼杌为晋楚史记私号，春秋是列国通名，鲁但守本名；又引晋语司马侯、楚语申叔时教太子以春秋、墨子“吾见百国春秋”等语；记“集解分经之年与传之年相附”，并称“今据左氏本，更别经传，复旧各作注解，传注嗣刻”。纲领中提出“《春秋》不并鲁史而验其笔削，则微旨奥义弗可得而知矣”，引朱文公及庄子“《春秋》经世先王之志也，圣人议而不辩”“《春秋》以道名分”语，主张读《春秋》须先审王道升降、夏夷盛衰、人心向背。其论鲁十二公时势数变：隐桓之时平王老而政厖，王室日衰，号令不行，诸侯骄恣结党兴乱，议在王室；庄僖之代齐桓晋文相继而兴，崇王室、攘夷狄，把持天下权，礼乐征伐自诸侯出，议在伯主；文公时议尚在盟主；宣成以后会盟征伐书大夫氏名，示政在大夫；襄公初晋悼复伯，楚暂退，末年楚势渐张，与晋抗衡，诸侯两属；昭十一年后治在夷狄；定哀则伯政既绝，诸侯复散，公室弱，私家张，陪臣执国命，吴越互凭陵，竟为战国。纲领又辨褒贬说，谓公羊首唱褒贬，后儒雷同袭陋；杜预强排公穀而于褒贬义不耻牛后；黄仲炎谓《春秋》为教戒之书，素无褒贬，其见卓；夫子以温良恭俭让为德，修《春秋》时无位，不敢擅褒贬二百四十二年二十四国之王公卿士大夫；圣人经国莫急于正名，变诸侯大夫恒称为详略即所以正名，兄弟懿亲互相杀害则去其属，大夫称名史例而其行不称职有名无实则人之，诸侯生不名，奔君再反国则削名以示位未绝，中国效夷俗则夷之，夷行中国之礼则中国之，皆随实正名。纲领还论齐一變至魯、魯一變至道，齐太公简礼从俗，伯禽变俗革礼，周礼在鲁，鲁多君子；战国稷下学士盛，秦汉文学称齐鲁，传《易》田何、今文《尚书》伏生、《诗》与《论语》齐鲁各有传、传《公羊》胡母生；先儒谓齐俗争功利喜夸诈乃伯政余习，作者非之，引夫子“晋文公谲而不正，齐桓公正而不谲”，谓《管子》非管仲之作，乃战国隐士托名；孟子王霸论犹夫子称齐鲁，孟子固非尊霸者。又论《春秋》虽为鲁修，然圣神功化无时不可行，无国不可治，三纲九法为万世王道；孟子言“《春秋》天子之事也”，后儒谓夫子为后世王者而作，因孟子而缪；孟子之学出子思，论《春秋》得要领；“知我罪我”因夫子非史官不可直笔其国过恶，故为鲁讳、为天子讳、为盟主讳，直存于讳中；刘知几以为虚美隐恶，王安石以为断烂朝报，皆罪夫子。纲领又论管仲宽弘温淳、仁而有义，桓公伯规模正大，存三亡国、定王室、攘夷狄，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孔子“小其器”乃惜其器小功止；伯氏极贫没齿而不怨，可见管仲非专贪功利。又论杜预以左氏为夫子门人非是，左氏所据不惟列国正史，旁及纵横杂说，尤信卜筮巫祝，其“君子曰”肤浅鄙陋，好以成败论人，知利害不知义理，不如公羊议论；朱文公谓左氏为楚左史倚相之后，其记楚事最详，数以鬼神祸福恐喝，乃荆蛮畏鬼风习，又有战国文字，或为楚史官。纲领末论史官纪事体有定例，日月详略皆夫子笔削寓意，举日月例配二百四十二年一千九百二十四事，不合例仅数事；公穀知有例而不知通事类推义，多穿凿；诸儒谓日月无定例者矫曲过直；崔彦直本例标著例示变颇得要，然分类烦、取义粗，不及赵东山；故从赵氏说分鲁史与修文之例，每事标据证之，别分二例撮为二篇，揭日月时岁于首，部分所系之事列下释义，名曰《鲁史修文日月例》，嗣刻。纲领后列每年常典，如春王正月、田祭、烝、郊、蒐、祠、大雩、苗、礿、獮、尝、禘祫、社祭等，并说明其书例；又谓天灾物异、年谷丰歉、土工兴作、兵制赋税、军旅蒐阅、田猎游观、即位逊国、昏姻嫁娶、朝聘会盟、奔放逃叛、归入纳立、崩薨吊葬、篡夺弑杀、灭亡封复之类，则当事辄书，不可预拟。

可见本书是日本江户后期《春秋》学的重要著作，折中公羊、穀梁、左氏、杜预、胡安国、陈傅良、赵汸诸家，尤重赵汸《春秋属辞》与《集传》，试图区分鲁史策书旧文与孔子修文笔削，以日月例等归纳书法，并附论封建郡县、齐鲁文化、管仲、左氏、褒贬说等专题，具有鲜明的经学史与日本汉学特色。本次仅见前20页，后续内容待补。